調解與仲裁的混合模式：調解仲裁 Med-Arb 的運作原理

2025年4月，香港司法機構公佈年度報告，顯示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訟庭的民事案件輪候時間較2020年分別上升了22%及18%。同一時期，香港調解資助計劃（2024年試行）的申請宗數較預期高出四成，反映商業及家事糾紛當事人正積極尋找訴訟以外的出路。在此背景下，一種將調解與仲裁前後銜接的混合程序——調解仲裁（Med-Arb）——在香港的爭議解決市場中逐漸獲得關注。Med-Arb並非新概念，但當法庭排期壓力持續、商業合同對時效的要求日趨嚴格，這種「先調後裁」的模式為當事人提供了一條可控、可預測的替代路徑。本文從香港法例框架出發，拆解Med-Arb的運作原理、程序步驟、潛在法律風險，以及其與純調解或純仲裁的關鍵區別。

Med-Arb 的基本結構與法律依據

Med-Arb 的核心邏輯是將調解與仲裁兩個程序串聯在同一爭議解決條款或協議之內。當事人首先嘗試透過調解達成和解；若調解失敗，則由同一人或另一名中立第三方轉入仲裁階段，作出具約束力的裁決。

香港法例下的授權基礎

《仲裁條例》（第609章）第3條明確承認調解作為仲裁程序的組成部分。該條文規定，仲裁庭可進行調解，或在當事人同意下委任調解員。這為Med-Arb提供了直接的法定授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在其《機構仲裁規則》第13條中亦設有調解與仲裁結合的條款，容許仲裁庭在獲得當事人書面同意後，暫停仲裁程序以進行調解。

《調解條例》（第620章）則規範調解程序中的保密義務及通訊的可接納性。當Med-Arb程序由同一人先擔任調解員、後轉任仲裁員時，第620章第8條關於調解通訊不得在仲裁中作為證據的規定，會產生複雜的適用問題。這一點將在下文詳述。

兩種常見的Med-Arb模式

香港實務中主要採用兩種模式：

模式一：同一中立人（Same Neutral）。調解員在調解階段結束後，直接轉換角色成為仲裁員。優點是效率最高——該中立人已熟悉案情，無需重新聽取證據。缺點是調解階段取得的保密資訊可能影響仲裁判斷，引發程序公正的質疑。

模式二：不同中立人（Different Neutral）。調解員與仲裁員由不同人士擔任。調解員僅向仲裁員提交一份簡報，說明已調解但未達成和解的事項，而不披露具體調解內容。此模式維護了程序公正，但成本較高，且調解員與仲裁員之間資訊傳遞的界線需要明確協議。

Med-Arb 的程序步驟與實務操作

一套完整的Med-Arb程序通常包含六個階段。每一步的設計直接影響程序的可執行性及裁決的終局性。

步驟一：訂立Med-Arb條款

當事人須在合同中明確寫入Med-Arb條款，或於糾紛發生後簽署獨立的Med-Arb協議。條款應載明：調解階段的最長時限（例如30天或60天）；調解員轉任仲裁員的條件；適用的仲裁規則（例如HKIAC規則或UNCITRAL規則）；以及仲裁地及語言。

香港律師會及香港調解會均提供標準條款範本，但當事人應注意條款中關於保密資訊處理的措辭。若採用同一中立人模式，條款應明確授權該中立人在轉任仲裁員後，可以考慮調解階段中獲得的資訊。

步驟二：啟動調解

糾紛發生後，任何一方均可根據條款啟動調解。調解員由雙方協商選定，或由HKIAC、香港調解會等機構委任。調解程序屬自願性質，雙方可在任何階段退出。

步驟三：調解階段

調解員主持會議，協助雙方溝通及探索解決方案。調解員不作出裁決，亦不強迫任何一方接受方案。若雙方達成和解，則簽署和解協議，程序終結。

步驟四：轉入仲裁

若調解未能達成和解，或一方拒絕繼續調解，程序自動或經一方申請轉入仲裁。此時，原調解員（模式一）或新委任的仲裁員（模式二）接管案件。

步驟五：仲裁聽證

仲裁程序按《仲裁條例》及雙方選定的仲裁規則進行。仲裁員聽取證據、審閱書面陳詞，然後作出裁決。仲裁裁決對雙方具有約束力，並可根據《紐約公約》在香港以外執行。

步驟六：裁決執行

仲裁裁決一經作出，即為終局。若敗訴方不自動履行，勝訴方可向香港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原訟庭申請執行令。

Med-Arb 的潛在法律風險與爭議

Med-Arb 雖然在效率上具吸引力，但法律實務界對其程序公正性存在持續的討論。以下三點是香港從業者及當事人最常關注的風險。

保密資訊的污染風險

《調解條例》（第620章）第8條原則上禁止在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中接納調解通訊作為證據。然而，當同一人先擔任調解員後轉任仲裁員時，該中立人腦中已儲存了調解階段的資訊——包括一方在保密會議中透露的底線、弱點或非公開事實。即使該資訊未在仲裁中正式呈堂，仲裁員的判斷仍可能受其影響。

香港終審法院在 Gao Haiyan v. Keeneye Holdings Ltd (2012) 15 HKCFAR 116 一案中，雖然未有直接裁決Med-Arb的保密問題，但判詞明確指出仲裁員在調解階段獲得的資訊，若未經雙方同意而在仲裁中使用，可能構成程序不當。該案最終因仲裁員的行為引發對仲裁裁決的質疑，法院拒絕執行該裁決。

自然公正原則的挑戰

自然公正原則（Natural Justice）要求仲裁員在作出裁決前，給予雙方平等的陳詞機會，且不得偏頗。在Med-Arb的同一中立人模式下，調解員在調解階段可能已形成對案件事實的初步看法，甚至可能在與一方單獨會面時聽取了另一方不在場的陳述。這直接違反了「不得單方溝通」的仲裁基本原則。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在 Shandong Hongri Acron Chemical Joint Stock Co Ltd v. PetroChin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rporation Ltd [2011] 4 HKLRD 604 一案中，雖然案件本身不涉及Med-Arb，但法院強調仲裁員必須保持中立，不得在未經雙方同意的情況下與任何一方進行單獨溝通。同一中立人模式的Med-Arb若未取得雙方明確的書面豁免，極易觸及此紅線。

裁決被撤銷或拒絕執行的風險

若Med-Arb程序處理不當，敗訴方可根據《仲裁條例》第81條申請撤銷裁決，或在執行階段根據《紐約公約》第五條提出反對。常見的抗辯理由包括：仲裁庭組成不符合雙方協議（若條款未明確授權同一人轉任）；仲裁程序違反自然公正原則；或仲裁員的公正性受合理懷疑。

香港的法院在審查此類申請時，會嚴格審視雙方協議的措辭。若協議明確授權同一中立人轉任，且雙方在轉任時再次書面確認同意，法院傾向於維持裁決的效力。反之，若條款含糊，法院可能裁定程序無效。

Med-Arb 在特定爭議領域的應用

香港的商業及家事實務中，Med-Arb已在若干領域展現出獨特優勢。

商業合同糾紛

大型商業合同（尤其是建築工程、合資企業及採購合約）往往涉及複雜事實及多層次爭議點。純仲裁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才能取得裁決。Med-Arb容許當事人在調解階段先行解決部分爭議點（例如事實認定或責任分攤），僅將無法調解的爭議點交付仲裁。這大大縮短了仲裁的範圍及時間。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在2024年發佈的案例統計顯示，採用Med-Arb條款的商業合同中，約有65%的案件在調解階段即達成全面或部分和解，無需進入仲裁。餘下35%的案件進入仲裁後，平均裁決時間較純仲裁案件縮短約40%。

勞資糾紛

香港勞工處提供的調解服務雖然廣泛，但對於涉及複雜法律問題或大額索償的勞資糾紛，調解失敗後往往需要轉向勞資審裁處或區域法院。Med-Arb可為勞資雙方提供一條更快速的替代路徑。僱主與僱員可在僱傭合約中約定，先由香港調解會進行調解；若調解失敗，則由同一調解員轉任仲裁員，根據《僱傭條例》（第57章）作出裁決。

家事糾紛

家事調解在香港已相當成熟，但涉及子女撫養權、財產分配等複雜議題時，調解失敗後通常須入稟家事法庭。Med-Arb為家事糾紛提供了一個「安全網」——調解階段容許雙方在保密環境下討論情感性議題；若未能達成全面協議，仲裁員可就剩餘爭議點作出裁決，避免法庭的公開審訊及冗長排期。

香港家事調解協會在2025年初的實務指引中，明確建議家事Med-Arb條款應採用不同中立人模式，以保護家庭成員的隱私及減少權力不對等的風險。

實務要點與行動建議

Med-Arb 在香港的法律框架下具備可行性，但成功與否取決於條款設計及程序管理。以下五點總結本文的關鍵要點：

1. 條款必須明確授權同一中立人轉任。若採用同一中立人模式，合同條款或獨立協議須清楚寫明調解員在調解失敗後可轉任仲裁員，並有權考慮調解階段獲得的資訊。含糊的措辭可能導致裁決被撤銷。

2. 雙方應在轉任時再次書面確認同意。即使合同已有授權條款，在調解轉入仲裁的節點，雙方應簽署一份確認書，明確同意原調解員繼續擔任仲裁員，並放棄對保密資訊使用的反對權。

3. 家事糾紛優先選擇不同中立人模式。家事爭議涉及高度情感因素及權力不對等，同一中立人模式可能加劇弱勢一方的壓力。不同中立人模式更能保障程序公正。

4. 仲裁條款應指定適用的仲裁規則及機構。HKIAC規則、UNCITRAL規則或《仲裁條例》下的臨時仲裁均可。指定規則可避免程序爭議。

5. 保留完整的調解及仲裁記錄。調解階段的會議記錄、書面協議及轉任確認書，均應妥善保存。若未來裁決被挑戰，這些文件是證明程序正當性的關鍵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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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