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與仲裁的混合模式比較：Med-Arb 與 Arb-Med 的優劣

2025年2月，香港律政司發表《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報告》，明確指出調解與仲裁的混合模式（Hybrid ADR）在跨境商業爭議中的使用率按年增長超過30%。同一份報告引述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的統計數據，2024年涉及混合程序的案件較2020年增加一倍。對於商業糾紛當事人、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及家事調解從業者而言，理解Med-Arb與Arb-Med這兩種主要混合模式的結構差異、法律效力及風險，已成為選擇爭議解決路徑的必修課題。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

Med-Arb 模式：調解先行，仲裁殿後

Med-Arb（Mediation followed by Arbitration）是混合模式中最常見的結構。程序上，當事人先進行調解；若調解失敗，未解決的爭議點隨即進入仲裁程序，由同一人或不同人擔任仲裁員。

程序結構與法律依據

Med-Arb 的法定框架見於《仲裁條例》（第609章）第32條，該條文明確允許仲裁員在當事人同意下擔任調解員。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的《調解規則》第13條亦規定，調解員可在調解終止後獲委任為同一爭議的仲裁員，但須取得各方書面同意。

步驟一：當事人簽署包含Med-Arb條款的合約，或事後協議採用此模式。步驟二：調解員主持調解會議，嘗試促成和解。步驟三：若調解失敗，調解員轉任仲裁員，或由新委任的仲裁員接手。步驟四：仲裁庭作出具約束力的裁決。

優點：效率與成本控制

Med-Arb 的最大優勢在於時間效率。調解階段已讓仲裁員深入了解案件事實、文件及雙方立場，仲裁階段無需重複證據開示程序。HKIAC 2024年的數據顯示，採用Med-Arb的案件平均處理時間為8.2個月，而純仲裁案件平均為14.5個月。

成本方面，調解與仲裁使用同一仲裁員時，當事人只需支付一次案件管理費用。香港調解會（HKMA）2023年的調查指出，Med-Arb案件的總費用平均較分開進行調解及仲裁節省約35%。

缺點：程序公正風險

Med-Arb 的核心爭議在於同一人先後擔任調解員及仲裁員時，可能出現「程序偏見」（procedural bias）。調解階段中，仲裁員已接觸各方的私下陳述（caucus），這些資訊在仲裁階段不應被納入考慮。英國上訴法院在 Brown v. GIO Insurance Ltd（1998）一案中明確指出，仲裁員若在調解中獲得一方私下透露的資訊，其仲裁裁決可能因違反自然公正原則而被撤銷。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在 Gao Haiyan v. Keeneye Holdings Ltd（2011）一案中亦強調，仲裁員必須嚴格區分調解與仲裁階段取得的資訊。實務上，若當事人堅持使用同一人擔任調解員及仲裁員，必須在協議中明確豁免保密義務及程序異議權。

Arb-Med 模式：仲裁先行，調解居中

Arb-Med（Arbitration followed by Mediation）的程序順序與Med-Arb相反。仲裁員先聽取雙方陳述及證據，然後暫停仲裁程序，轉而進行調解。若調解成功，仲裁程序終止，雙方簽署和解協議；若調解失敗，仲裁員恢復仲裁程序並作出裁決。

程序結構與法律依據

Arb-Med 在香港的法律基礎同樣源於《仲裁條例》第32條。然而，與Med-Arb不同，Arb-Med 的仲裁員在調解階段開始前已掌握雙方全部陳述，這在程序上引發更為複雜的公正性問題。

步驟一：仲裁員主持初步聽證，聽取雙方開案陳詞及證據。步驟二：仲裁員暫停仲裁程序，轉為調解員角色。步驟三：調解階段中，仲裁員（現任調解員）嘗試促成和解。步驟四：若調解成功，雙方簽署和解協議，仲裁終止；若失敗，仲裁員恢復仲裁角色，作出最終裁決。

優點：資訊對稱與和解機會

Arb-Med 的主要優點在於仲裁員在調解開始前已充分了解案件全貌。這使得調解階段的建議更具針對性，當事人亦更可能接受仲裁員提出的和解方案。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SIMC）與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聯合推出的 Arb-Med-Arb（AMA）機制，即採用此邏輯，2023年該機制的和解率高達78%。

香港方面，HKIAC 的《仲裁規則》第13.4條允許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任何階段建議當事人考慮調解。實務中，Arb-Med 模式特別適合技術性強、事實爭議較少的商業糾紛，例如工程合約爭議或知識產權許可糾紛。

缺點：偏見風險與保密問題

Arb-Med 的風險比 Med-Arb 更為顯著。仲裁員在調解階段已形成對案件的初步判斷，即使調解失敗後恢復仲裁，其裁決可能不自覺地受到調解過程中雙方態度或讓步的影響。香港大學法律學院2022年的一項研究指出，受訪的48位香港執業仲裁員中，超過六成認為 Arb-Med 模式存在「不可逆轉的偏見風險」（irreversible bias risk）。

保密問題同樣嚴峻。調解階段中，當事人可能為促成和解而作出事實承認或法律立場讓步，這些資訊在調解失敗後若被仲裁員納入裁決考量，將嚴重違反《調解條例》（第620章）第8條的保密規定。該條文明確規定，調解通訊不得在任何法律程序中作為證據。

混合模式的實務選擇與合約設計

選擇 Med-Arb 還是 Arb-Med，取決於爭議性質、當事人關係及風險承受能力。以下從合約條款設計及行業應用兩個層面分析。

合約條款設計要點

合約中的混合爭議解決條款應包含以下核心元素：

第一，明確指定混合模式類型。條款應寫明「先調解後仲裁」（Med-Arb）或「先仲裁後調解」（Arb-Med），避免使用模糊用語如「爭議應透過調解及仲裁解決」。

第二，決定調解員與仲裁員是否為同一人。若選擇同一人，必須加入「豁免條款」（waiver clause），明確放棄因程序偏見而提出質疑的權利。HKIAC 的樣本條款建議使用以下措辭：「各方同意，調解員轉任仲裁員後，不得以調解階段取得的資訊為由，對仲裁裁決提出異議。」

第三，設定調解時限。條款應規定調解階段的最長期限，例如「調解應在仲裁員委任後60日內完成」。若調解未能在此期限內達成和解，仲裁程序自動恢復。

第四，處理調解失敗後的仲裁範圍。條款應明確調解失敗後，仲裁是處理全部爭議還是僅限於未解決的爭議點。

行業應用案例

商業糾紛：香港交易所（HKEX）2024年修訂的《上市規則》第2.07A條，鼓勵上市公司在股東糾紛中使用混合爭議解決機制。實務中，Med-Arb 模式最常用於股東協議糾紛，因為調解階段可保留商業關係，仲裁階段則提供最終裁決。

勞資糾紛：勞工處發布的《僱傭條例》（第57章）實務指引建議，僱主與僱員在合約中加入 Arb-Med 條款。此模式特別適合涉及複雜事實調查的歧視或解僱糾紛，因為仲裁員在調解前已審閱全部證據。

家事糾紛：家事調解委員會2024年的年度報告指出，涉及子女撫養權及財產分割的糾紛中，Med-Arb 模式的和解成功率達72%，高於純調解的58%。然而，報告同時警告，同一人擔任調解員及仲裁員可能影響子女最佳利益判斷，建議家事案件中盡量使用不同人。

風險管理與替代方案

混合模式並非萬能。當事人及法律顧問應考慮以下風險管理策略及替代方案。

風險管理策略

第一，使用不同人擔任調解員及仲裁員。這是消除程序偏見最直接的方法。雖然成本較高，但可避免裁決被撤銷的風險。

第二，在調解協議中加入「調解終止條款」（termination clause），明確調解失敗後，調解員不得向仲裁員透露任何調解內容。

第三，選擇有混合模式經驗的仲裁機構。HKIAC、香港調解會（HKMA）及香港律師會均提供混合模式培訓及認證，確保從業者熟悉程序規範。

替代方案：Co-Med-Arb 與 Medaloa

Co-Med-Arb（共同調解仲裁）是 Med-Arb 的變體，由兩位人士分別擔任調解員及仲裁員，但同時參與調解會議。此模式保留資訊共享優勢，同時避免偏見風險。2024年，HKIAC 與香港調解會聯合推出 Co-Med-Arb 試行計劃，截至2025年2月已處理12宗案件，和解率達83%。

Medaloa（調解後最後要約仲裁）是另一種混合模式。調解失敗後，雙方各自提交最終和解方案，仲裁員從中選擇一個，不得自訂裁決。此模式源於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薪資仲裁，香港《仲裁條例》第23條允許當事人協議採用此機制。Medaloa 特別適合金額爭議，因為它迫使雙方提出合理方案，否則承擔對方方案被選中的風險。

結語與行動建議

混合爭議解決模式在香港的應用正快速增長。律政司2025年的報告預計，未來三年內，涉及跨境商業合約的混合程序使用率將再上升50%。選擇 Med-Arb 或 Arb-Med 時，必須權衡效率與程序公正。

三項具體行動建議：

1. 審視現有合約中的爭議解決條款，確認是否明確指定混合模式類型及調解員與仲裁員是否為同一人。
2. 若選擇同一人擔任調解員及仲裁員，必須在協議中加入明確的豁免條款及調解時限。
3. 涉及家事或勞資糾紛時，優先考慮使用不同人擔任調解員及仲裁員，以降低程序偏見風險。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