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訴訟在環境爭議的應用：環保團體與企業的調解對話

2025年4月，香港政府正式就《環境影響評估條例》（Cap. 499）的全面檢討展開公眾諮詢，擬將氣候風險評估及生物多樣性補償機制納入法定環評程序。同一時間，地產及基建項目的環境許可證申請數量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8%，當中涉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及海岸線發展的爭議尤為激烈。傳統訴訟模式往往需時數年，且勝負分明，難以顧及生態修復的長期性與社區參與的複雜性。正因如此，調解作為替代訴訟方案（ADR）在環境爭議中的應用，正從邊緣選項轉變為主流機制——環保團體與企業之間，開始在調解桌上尋找比法庭判決更具執行力的共同出路。

環境爭議調解的法律框架與適用範圍

香港現行法例下的調解基礎

香港並無專門的「環境調解法例」，但《調解條例》（Cap. 620）為所有民事調解提供統一的程序框架。該條例第3條明確，調解適用於「任何類別的爭議」，環境爭議自然包括在內。實務上，環境調解通常依賴雙方自願簽署的調解協議，並由香港調解會或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等機構提供認可調解員名單。

值得注意的是，環境爭議往往涉及公眾利益，而Cap. 620並未強制要求調解內容保密。這意味着環保團體可以在調解過程中保留公開倡議的權利，只要雙方在協議中明確同意保密範圍即可。2024年，HKIAC修訂其環境爭議調解指引，正式將「公眾參與條款」納入標準調解條款選項，容許雙方在調解協議中預先設定資訊披露的界線。

可調解的環境爭議類型

環境爭議調解並非萬能。根據香港調解實務，以下三類爭議最常透過調解處理：

第一，土地發展與生態補償爭議。當發展商申請改變土地用途，而環保團體質疑其生態影響評估不足時，調解可聚焦於補償方案的具體設計——例如在何處設立生態走廊、補償種植的物種比例、長期監察機制等。這類爭議的技術性強，調解員往往需要生態學專家協助評估方案的可行性。

第二，污染責任與修復方案爭議。工廠排放、建築廢料處理等引發的環境損害，責任歸屬通常不難透過法律釐清，但修復範圍、標準及時間表卻極具爭議空間。調解可以繞過「誰對誰錯」的對抗框架，直接討論「如何修復」的實務方案。

第三，氣候訴訟轉介調解。2023年，香港終審法院在張先生 對 環境保護署（FACV 12/2023）一案中，首次在判詞中提及「法庭鼓勵當事人在環境司法覆核程序中考慮調解」。該判決雖未強制調解，但已為法院在處理環境案件時轉介調解提供了明確的司法指引。

調解程序的實際操作步驟

步驟一：選擇適當的調解機構

環保團體與企業在決定調解後，首要步驟是選擇調解機構。香港目前有四個主要選項：

•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提供環境爭議專項調解服務，調解員名冊中包含具備生態學或環境工程背景的專業人士。2024年處理的環境調解個案中，約65%涉及土地發展爭議。
• 香港調解會（HKMA）：提供一般民事調解，收費較低，適合爭議金額較小或涉及社區層面的案件。
• 香港律師會認可調解員計劃：適合需要法律背景主導的調解，例如涉及複雜合約條款的爭議。
• 環境保護署（EPD）的「環境爭議調解先導計劃」：2024年試行，由EPD提供中立場地及基本行政支援，但不參與調解內容。該計劃僅適用於已進入法定環評程序的項目。

選擇機構時，應考慮調解員的專業背景是否與爭議的技術核心匹配。例如，涉及海洋生態的爭議，調解員若具備海洋生物學知識，將大幅提升溝通效率。

步驟二：起草調解協議

調解協議是整個程序的基石。協議必須載明以下核心條款：

• 調解員的任命方式及費用分攤比例
• 調解地點及語言（香港環境調解通常以英文或廣東話進行，雙語調解則需預先安排傳譯）
• 保密範圍——環保團體應爭取保留對外公開調解結果摘要的權利，除非雙方另有約定
• 調解時限——環境爭議通常設有3至6個月的調解期，逾期未達成協議則自動終止
• 調解結果的法律效力——若達成協議，可選擇簽署《和解協議》（Settlement Agreement），該協議具有合約約束力，可向法庭申請強制執行

步驟三：調解會議的進行

環境調解會議的結構與一般商業調解相似，但有三個顯著差異：

第一，專家證人的角色。環境爭議往往需要生態學家、工程師或城市規劃師作為專家證人出席調解。調解員會安排專家在會議中進行「聯合技術簡報」，而非對立式的專家報告交換。這種做法在2024年HKIAC處理的大嶼山南部海岸發展調解案（參考編號：HKIAC/Env/2024/03）中成功縮短了爭議點範圍，將原本預計需時18個月的訴訟程序壓縮至4個月的調解。

第二，公眾參與機制。部分調解會設有「公眾觀察員」席位，容許受影響的居民或社區組織代表旁聽。這在香港環境調解中仍屬少數，但2025年EPD的諮詢文件已建議將公眾參與列為環境調解的標準選項。

第三，階段性協議。環境修復方案往往無法在一次調解會議中完全確定。調解員會引導雙方簽署階段性協議，例如先就污染源頭控制達成共識，再逐步討論長期監測方案。每個階段的協議均獨立具法律效力。

調解相較訴訟的實際優勢與限制

優勢：速度、成本與執行力

速度方面，香港環境訴訟的平均審理時間約為2至3年，若上訴至終審法院則可能長達5年以上。調解則通常在3至6個月內完成。2024年HKIAC的統計數據顯示，其處理的環境調解個案中，平均調解期為4.2個月，達成協議率約72%。

成本方面，環境訴訟的律師費及專家證人費用動輒數百萬港元。調解費用則遠低於此：HKIAC的環境調解收費標準為每方每小時港幣3,500元至6,000元，視調解員資歷而定。以一次完整的調解（約40小時會議時間）計算，每方總費用約為港幣14萬至24萬元，遠低於訴訟的百萬級開支。

執行力方面，調解協議經雙方簽署後即成為具約束力的合約。若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直接向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原訟庭申請強制執行，無需重新審理案件實質內容。這比訴訟判決後的上訴程序更為直接。

限制：權力不對等與公眾利益保障

調解並非沒有缺點。最顯著的限制是權力不對等。企業通常擁有更充裕的法律資源及技術專家，環保團體則往往資源有限。調解員的職責是確保雙方在資訊對稱的基礎上談判，但實務上難以完全糾正這種不平衡。

第二個限制是公眾利益的代表性。環保團體並非經選舉產生的代表，其主張未必能全面反映受影響社區的意願。調解協議若僅在環保團體與企業之間達成，可能忽略其他持份者的利益。

第三，調解無法設定法律先例。環境爭議中的法律問題——例如環評標準的解釋、污染責任的歸屬原則——若透過調解解決，則無法形成對未來案件有約束力的判決。這對於需要明確法律指引的環保組織而言，是一個需要權衡的取捨。

實際案例與未來發展方向

案例一：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發展爭議

2024年，一個位於新界東北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住宅發展項目引發強烈反對。環保團體「香港自然之友」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質疑環評報告低估了對瀕危物種的影響。案件排期至2026年審訊。

在法庭的建議下，雙方於2024年12月同意進行調解，由HKIAC委任一名具備生態學博士學位及法律背景的調解員主持。經過6次調解會議，雙方於2025年3月達成協議：發展商同意將項目範圍縮減15%，並在毗鄰區域設立一個10公頃的生態補償區，由環保團體參與監察。協議同時設立了一個為期5年的生態監測基金，由發展商每年注資港幣200萬元。

該案例顯示，調解能夠在保留發展項目的同時，實現比訴訟更靈活的生態補償方案。訴訟只能判決環評是否合法，卻無法設計出如此具體的補償機制。

案例二：工業廢氣排放爭議

2023年，屯門一間電子廠被居民投訴排放刺鼻氣體。環保署發出消減污染通知書後，工廠提出上訴。環保團體「清潔空氣行動」同時向區域法院提出民事索償。

案件在區域法院法官的轉介下進入調解。調解員引導雙方就廢氣處理技術方案進行討論，最終達成協議：工廠承諾在6個月內安裝一套價值港幣800萬元的活性碳過濾系統，並每季向居民代表提交監測報告。居民方面則同意撤回民事索償，並在調解協議中承諾不就同一事項再次提出訴訟。

未來發展：強制調解與環境法庭的討論

2025年EPD的諮詢文件中，其中一項建議是將調解納入法定環評程序，即在環評報告提交審批前，強制要求持份者進行至少一次調解會議。這項建議若獲採納，將使香港成為亞洲首個實施環境強制調解的司法管轄區。

另外，2024年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的《環境爭議解決機制檢討報告》中，正式建議設立專門的「環境法庭」，並在該法庭內設強制調解前置程序。該報告指出，環境法庭的調解成功率預計可達80%以上，並可將案件處理時間縮短至少50%。

具體行動要點

• 環保團體應在啟動司法覆核或民事訴訟前，主動向對方提出調解建議，並在訴訟程序中請求法庭轉介調解，以節省時間及法律開支。
• 企業在面對環境爭議時，應在內部法律團隊中納入調解條款審查能力，並在發展項目的早期階段與持份者建立調解對話渠道。
• 調解協議中的生態補償方案必須載明具體的監測指標、執行時間表及違約罰則，否則協議可能因條款模糊而無法強制執行。
• 雙方應在調解協議中明確約定保密範圍，環保團體可爭取保留對調解結果摘要的公開權利，以維持公眾問責性。
• 環境爭議的調解員選擇應優先考慮具備相關科學或工程背景的專業人士，而非僅依賴法律背景的調解員，以確保技術問題能夠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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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