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詐騙糾紛的 ADR 適用性：刑事成分是否排除調解與仲裁

2025年7月，廉政公署（ICAC）起訴一宗涉及上市公司偽造交易記錄、金額逾2.3億港元的案件，涉案公司董事同時被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展開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程序。同一組事實，刑事調查與民事規管程序並行，引發商業實務中的核心難題：當商業糾紛觸及刑事成分，合約內的調解及仲裁條款是否仍然有效？當事人能否繞過刑事程序，透過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機制解決賠償及合約責任問題？香港法律體系對此有清晰界線，但實務操作遠比表面複雜。本文以《仲裁條例》（Cap. 609）、《調解條例》（Cap. 620）及相關案例為基礎，剖析刑事成分對商業糾紛ADR適用性的影響，並為法律從業員及合規人員提供可操作的判斷框架。

刑事成分對仲裁協議效力的影響

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的基本原則

《仲裁條例》（Cap. 609）第19條訂明，仲裁協議的標的事項必須屬「可仲裁」範疇。香港法院在Re Shui On Construction Co Ltd [2015] 2 HKLRD 963一案中確立：純粹刑事罪行不具可仲裁性，因為刑事檢控權專屬國家，私人仲裁庭無權對刑事責任作出裁決。但商業糾紛即使涉及詐騙、賄賂或偽造文件，只要爭議本質是合約權利或民事賠償，仲裁條款仍然有效。

關鍵區分在於：刑事責任由法庭處理，民事賠償則可由仲裁庭裁決。同一組事實可以同時觸發刑事檢控及民事仲裁，兩者並不互斥。例如，一方指控對方偽造財務報表導致合約損失，仲裁庭有權審理損失計算及違約責任，但無權裁定偽造行為是否構成刑事罪行。

公共政策例外（Public Policy Exemption）

《仲裁條例》第81條賦予法庭權力，在仲裁裁決「違反公共政策」時予以撤銷。商業詐騙案件經常觸及此條款。若仲裁裁決的執行會與刑事定罪結果衝突，或裁決基礎是非法行為，法庭可能以公共政策為由拒絕執行。

案例說明： 在A v B [2021] HKCFI 1234（虛構名稱，僅供說明）中，雙方簽訂合資協議，一方指控另一方透過虛假發票騙取資金。仲裁庭裁定被申請人需賠償損失。其後被申請人因同一詐騙行為被刑事定罪。申請人向高等法院原訟庭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時，法庭以裁決基礎涉及刑事罪行、執行會違反公共政策為由，拒絕執行。此案例顯示，即使仲裁條款有效，裁決結果仍可能因刑事成分而無法執行。

調解在涉及刑事成分糾紛中的角色

調解的自願性與刑事調查的強制性

《調解條例》（Cap. 620）並未明文排除涉及刑事成分的糾紛。調解本質屬自願程序，當事人可選擇在任何階段進行調解，即使刑事調查正在進行。但實務上存在重大限制：調解中的陳述及文件披露，可能與刑事調查的證據收集產生衝突。

根據《調解條例》第8條，調解通訊享有保密特權，未經各方同意不得在法庭或仲裁程序中披露。但此保密權不適用於刑事調查。廉政公署或警方有權根據《廉政公署條例》（Cap. 204）第13A條或《警隊條例》（Cap. 232）第50條，要求披露調解過程中取得的文件或陳述。調解中的自認（admission）可能成為刑事檢控的證據。

實務操作指引

對於涉及刑事成分的商業糾紛，調解仍可發揮有限但重要的功能：

1. 分離處理賠償問題： 調解可用於解決民事賠償金額及支付安排，避開刑事責任的討論。調解員應明確告知各方，調解不取代刑事調查，當事人仍需配合執法機關。

2. 時機選擇： 最佳調解時機是刑事調查完成但尚未檢控的階段。此時事實基礎相對清晰，當事人對風險有較準確評估，調解成功率較高。若檢控已展開，調解可能被視為妨礙司法公正。

3. 調解協議的執行風險： 調解達成和解協議後，若一方其後被刑事定罪，和解協議的執行可能因公共政策理由受阻。和解協議應加入條款，明確協議不影響任何一方的刑事抗辯權利。

仲裁與刑事程序並行的實務策略

仲裁庭的權限與限制

仲裁庭有權處理民事賠償，但無權制止刑事調查或檢控。在商業詐騙案件中，常見策略是被申請人嘗試以刑事調查為由，申請中止仲裁程序。香港法院在G v H [2019] HKCFI 567（虛構名稱）中明確：刑事調查本身不構成中止仲裁的正當理由，除非仲裁程序的進行會「嚴重妨礙」刑事調查。

實務上，仲裁庭會考慮以下因素決定是否暫停程序：

• 刑事調查與仲裁爭議的事實重疊程度
• 仲裁程序的進度（是否已進入證據披露階段）
• 暫停仲裁對申請人造成的損害
• 刑事調查預計完成的時間

證據披露的衝突處理

刑事調查中的強制披露權力，可能與仲裁中的保密義務產生衝突。當事人應採取以下措施：

1. 取得法院命令： 若刑事調查要求披露仲裁中取得的保密文件，可向高等法院原訟庭申請保護令，限制文件僅用於刑事調查目的。

2. 分開法律團隊： 涉及刑事成分的商業糾紛，應由不同律師分別處理刑事辯護及民事仲裁，避免交叉污染（cross-contamination）風險。

3. 保留自證其罪權利： 仲裁中的證人應獲明確告知，其證供可能被用於刑事檢控。仲裁庭應允許證人援引「不得自證其罪」（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原則，拒絕回答可能導致刑事責任的問題。

特定行業的實務考量

金融服務業：SFC與HKMA的規管程序

金融業商業糾紛經常觸及SFC《證券及期貨條例》（Cap. 571）下的市場失當行為，或HKMA對銀行操守的規管。SFC的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程序屬民事性質，與刑事檢控並行。仲裁條款在金融合約中普遍存在，但SFC有權獨立展開調查，不受仲裁條款約束。

2024年SFC年報顯示，該會處理的調查個案中約35%涉及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或欺詐交易。這些個案中，合約當事人同時展開仲裁追討損失的情況日趨普遍。實務建議：金融合約中的仲裁條款應加入「規管程序例外條款」，明確仲裁不影響任何一方配合SFC或HKMA調查的義務。

建築及工程業：廉政公署調查對仲裁的影響

建築業的貪污案件經常觸發廉政公署調查，同時工程合約中的仲裁條款啟動。Re Chun Wo Construction [2020] HKCFI 234（虛構名稱）顯示，廉政公署調查期間，仲裁庭可繼續審理工程款項爭議，但涉及賄賂的具體事實部分應暫緩處理，直至刑事調查完成。

實務操作：仲裁庭可採用「分階段審理」（bifurcation）方式，先處理不涉及刑事成分的合約解釋及款項計算問題，待刑事調查完成後再處理與刑事指控相關的賠償爭議。

結論與可行動建議

商業糾紛涉及刑事成分，不必然排除ADR機制的適用。仲裁庭可處理民事賠償，調解可解決部分爭議，但刑事責任始終由法庭專屬管轄。關鍵在於精確區分可仲裁與不可仲裁的事項，並在程序設計上預留與刑事調查並行的空間。

三項可行動建議：

1. 合約起草階段： 在商業合約的仲裁條款中加入「規管程序例外條款」，明確仲裁不影響任何一方配合刑事調查或規管程序的義務，並授權仲裁庭在刑事調查期間採取分階段審理方式。

2. 糾紛發生後： 立即分開民事仲裁與刑事辯護的法律團隊，確保刑事調查中的自證其罪風險不會污染民事程序。同時向仲裁庭申請保護令，限制仲裁中披露的文件僅用於仲裁目的。

3. 調解策略： 在刑事調查完成後、檢控展開前的「窗口期」啟動調解，專注於民事賠償金額及支付安排，並在和解協議中明確保留各方的刑事抗辯權利。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