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調解中的跨文化議題：不同族裔家庭的調解挑戰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其家庭結構早已超越單一文化背景。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本港約有超過60萬名少數族裔人士，佔總人口約8%，當中以南亞裔（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及東南亞裔（包括菲律賓、印尼）群體為主。這群體在面對婚姻破裂、子女撫養權及財產分配等家事糾紛時，往往需要進入調解程序。然而，現行的家事調解機制，從調解員的訓練到程序設計，基本上以華人主流文化為預設框架。當調解涉及不同族裔家庭時，語言障礙、宗教規範、家族榮譽觀念以及對「公平」與「和解」的不同理解，都會成為調解桌上的隱形高牆。2025年，司法機構轄下的家事調解統籌處正檢討《家事調解實務指引》，並考慮加入跨文化敏感度訓練的強制要求，這項政策變動直接影響所有註冊家事調解員的執業方式。以下將從法律框架、溝通障礙及宗教文化差異三個層面，剖析家事調解中的跨文化挑戰。

法律框架下的跨文化調解：程序平等與實質障礙

《家事調解實務指引》（下稱《指引》）由司法機構家事調解統籌處發布，訂明調解員須保持中立、保密及確保雙方自願參與。然而，《指引》並未就跨文化案件訂立具體操作規範。調解員在面對不同族裔家庭時，必須自行判斷如何平衡程序中立與文化敏感度。

語言障礙：法庭傳譯制度與調解傳譯的落差

在法庭訴訟中，當事人可根據《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16條申請法庭傳譯服務，費用由司法機構承擔。但在家事調解中，調解員並無法定權力安排傳譯。實務上，調解員通常依賴調解機構（如香港調解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內部指引，或由當事人自行聘請傳譯員。這造成一個實際問題：傳譯員若未經調解專業訓練，可能誤譯法律術語或調解程序用語，例如將「調解」（mediation）誤譯為「仲裁」（arbitration），令當事人誤解調解結果的約束力。

文化定義下的「自願」與「強迫」

《指引》強調調解必須基於雙方自願。但在部分南亞裔家庭文化中，家庭糾紛往往由家族長老而非當事人本人主導解決。調解員若機械地要求「雙方自願出席」，可能忽略了背後家族壓力對「自願性」的侵蝕。2019年，平等機會委員會曾發表研究報告指出，少數族裔婦女在家事糾紛中往往因害怕家族名譽受損而不敢拒絕參與調解，這在實質上構成非自願參與。

宗教規範與調解程序的衝突

宗教在家事糾紛中扮演的角色，遠比華人主流文化複雜。伊斯蘭教法（Sharia）對婚姻、離婚及子女撫養權有明確規定，而這些規定可能與香港《婚姻條例》（第181章）及《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13章）的條文存在張力。

離婚程序：伊斯蘭「塔拉克」與香港法律

伊斯蘭教法允許丈夫單方面宣布離婚（塔拉克，Talaq），而香港法律則要求離婚必須經法庭頒令。調解員若遇到穆斯林家庭，必須向雙方解釋：即使雙方在調解中達成離婚協議，仍需向家事法庭申請離婚判令，調解協議不能取代法定程序。調解員亦需注意，部分穆斯林婦女可能因宗教教義而認為自己無權要求離婚，調解員應明確告知其根據香港法律所享有的權利。

子女撫養權：宗教教育與「子女最佳利益」原則

《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3條訂明，法院在決定子女撫養權時，須以「子女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然而，不同族裔家庭對「最佳利益」的理解可能與主流華人社會有異。舉例而言，部分印度裔家庭認為子女應接受傳統宗教教育，而非本地主流學校課程；部分巴基斯坦裔家庭則可能堅持子女應在特定清真寺接受宗教訓練。調解員若未經跨文化訓練，可能誤判這些要求為「不合理」，從而影響調解方案的可行性。

調解員的實務應對：從訓練到個案處理

跨文化調解並非要求調解員成為宗教或文化專家，而是要求調解員具備識別文化差異的能力，並在調解程序中作出相應調整。

調解前評估：文化因素納入篩選清單

調解員應在首次會面前，透過調解機構的個案篩選問卷，了解雙方族裔背景、語言能力、宗教歸屬及家庭結構。這並非標籤化，而是為後續的調解策略做準備。例如，若雙方主要使用烏爾都語溝通，調解員應預先安排熟悉烏爾都語及調解程序的傳譯員，而非依賴當事人的英語能力。

調解過程中的文化敏感技巧

調解員在主持會議時，應避免以華人主流文化為預設標準。例如，部分族裔家庭對「面子」的重視程度極高，調解員應避免在公開場合直接指責一方，而應使用間接提問或分組會談（caucus）來處理敏感議題。此外，調解員應尊重宗教習俗，如安排祈禱時間、避免在齋戒月安排長時間會議等。

調解協議的執行：文化適應性條款

調解協議若涉及子女撫養權，應加入具體的文化適應性條款。舉例而言，協議可訂明子女每周參加宗教課程的時間、節日慶祝安排，以及雙方在子女宗教教育上的共同決策機制。這類條款能有效減少日後的執行爭議，並體現調解協議對雙方文化背景的尊重。

政策層面的建議與未來發展

家事調解統籌處正檢討的《指引》修訂，為跨文化調解提供了制度化的契機。以下為三個具體建議方向：

• 強制跨文化訓練：所有註冊家事調解員須完成至少6小時的跨文化敏感度訓練，內容涵蓋主要族裔群體的宗教規範、家庭結構及溝通模式。
• 設立少數族裔調解員名冊：鼓勵南亞裔及東南亞裔人士投身調解行業，並設立專為少數族裔家庭服務的調解員名冊，供當事人選擇。
• 提供調解傳譯專項撥款：參考法律援助署的傳譯安排，由司法機構撥款設立家事調解傳譯基金，確保經濟困難的少數族裔家庭能獲得專業傳譯服務。

具體行動建議

• 調解員應主動查閱平等機會委員會2021年發布的《少數族裔家庭糾紛調解實務指引》，了解具體案例處理方法。
• 若調解涉及伊斯蘭教法議題，調解員應預先諮詢香港伊斯蘭聯會或相關宗教領袖，而非自行解讀宗教規範。
• 調解協議應以中英文雙語撰寫，並附上雙方主要語言的翻譯版本，確保協議內容獲充分理解。
• 調解機構應在個案分配時，考慮調解員的語言能力及跨文化經驗，避免將複雜的跨文化案件分配予缺乏相關訓練的調解員。
• 當事人若對調解員的文化敏感度有疑慮，可向家事調解統籌處提出更換調解員的申請，該處應設立快速處理機制。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