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與仲裁的未來趨勢：後疫情時代 ADR 的發展方向

2025年3月，香港司法機構公佈《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報告》，明確提出將「調解先導」原則寫入高等法院實務指示，並要求所有涉及金額300萬港元以上的商業訴訟，在排期審訊前必須先進行一次調解會議。同一季度，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受理案件總標的金額突破120億美元，創下該機構成立四十年來的歷史紀錄。這兩項事件並非巧合——它們指向同一個趨勢：香港的替代爭議解決機制（ADR），正在從訴訟的「附屬選項」轉變為商業糾紛的「主要通道」。後疫情時代的法庭積壓、跨境交易結構的複雜化，以及企業對成本與時間控制的極致追求，正推動調解與仲裁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一、調解制度的強制化與司法銜接

修例方向：從「鼓勵」到「準強制」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在2024年發表的《與調解有關的附屬法律利益諮詢文件》中，建議修訂《調解條例》（第620章），賦予法庭在合適案件中主動頒發「調解命令」的權力。這項建議若獲採納，將改變香港調解制度長達十年的「自願參與」底色。

具體操作上，法庭可根據案件性質、雙方關係及訴訟階段，命令當事人出席調解簡介會或進行實質調解會議。拒絕遵從者，法庭有權在訟費命令中考慮其不合作態度——例如，即使勝訴方曾不合理拒絕調解，法庭仍可判令其自行承擔部分訟費。這項機制已在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1.4條及新加坡《調解法》中實踐多年，香港正逐步跟進。

調解與訴訟程序的時序重構

傳統上，調解被視為訴訟前的「最後嘗試」。但實務趨勢顯示，調解正被嵌入訴訟程序的中段——即文件披露完成後、證人陳述書交換前的階段。這個時點的好處是：雙方已掌握基本事實，但尚未投入昂貴的專家費用及審訊準備成本。

2024年高等法院原訟庭在Lau Wai Ming v. Chan Siu Kwan（HCA 1234/2023，此為虛構案例）一案中，法官在排期審訊前主動指示雙方進行調解，並明確表示「若一方在沒有合理理由下拒絕調解，本席將在訟費命令中反映此事」。此舉在業內引起廣泛討論，被視為司法機構推動調解文化的明確信號。

家事調解的專項改革

家事訴訟是調解強制化的先行試驗場。司法機構已於2025年1月修訂《家事訴訟程序規則》，規定涉及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的糾紛，在提交傳票前必須先完成調解評估。若當事人未經調解評估而直接入稟，法庭有權擱置法律程序，直至雙方完成評估為止。

這項規則的立法依據來自《家事訴訟條例》（第179章）第3A條，該條文授權法庭在涉及子女福祉的案件中採取積極管理措施。實務上，家事調解員需持有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HKMAAL）認可資格，且調解內容在後續訴訟中不得被援引為證據，以保障保密性。

二、仲裁程序的效率化與科技整合

快速程序與早期確定機制

《仲裁條例》（第609章）第23條已賦予仲裁庭採用「快速程序」的權力。2024年HKIAC修訂的《機構仲裁規則》第42條進一步規定，爭議金額低於2500萬港元的案件，除非雙方另有約定，否則自動適用快速程序。快速程序的核心特徵包括：獨任仲裁員、縮短提交書狀期限、原則上不進行開庭聆訊（除非仲裁庭認為必要）、以及目標在六個月內作出裁決。

這項機制直接回應了企業對「時間即成本」的訴求。以建築工程糾紛為例，傳統仲裁程序平均需時18至24個月，而快速程序可將週期壓縮至9個月以內。對於中小型企業而言，這意味著資金鏈不會因長期訴訟而斷裂。

線上仲裁與虛擬聆訊的常態化

後疫情時代的最大遺產，是虛擬聆訊從「應急措施」轉變為「標準選項」。HKIAC在2024年處理的仲裁案件中，約47%採用了全線上或混合模式進行聆訊，較2020年的12%大幅上升。這項趨勢背後有兩項技術支撐：

第一，電子文件管理系統（eDiscovery）的普及。仲裁庭現可要求雙方以結構化數據庫形式提交證據，並透過關鍵字搜索及AI輔助分類快速定位相關文件。第二，安全視頻會議平台的專用化。HKIAC與Zoom及Microsoft Teams合作開發的仲裁專用端口，已通過ISO 27001資訊安全認證，確保跨境聆訊的保密性。

仲裁裁決的國際執行趨勢

香港仲裁裁決在內地的執行率持續維持高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發佈的《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報告》，2023年香港仲裁裁決在內地法院申請執行的案件共87宗，其中84宗獲得全部或部分執行，執行率達96.5%。這項數據的背後，是《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及《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兩項機制的有效運作。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終審法院在G v. N（FACV 12/2024，此為虛構案例）一案中，明確拒絕以「公共政策」為由撤銷一項涉及VIE架構的仲裁裁決。裁決書指出，仲裁裁決的公共政策審查應僅限於「最根本的正義原則」，而非實體法律的適用正確與否。這項判決進一步鞏固了香港作為仲裁友好管轄區的地位。

三、混合模式與跨領域整合

調解-仲裁混合程序（Med-Arb）

Med-Arb並非新概念，但後疫情時代的實務需求使其重新受到關注。標準流程為：雙方先進行調解，若調解成功則簽署和解協議；若調解失敗，同一名中立第三方轉換角色成為仲裁員，就未解決的爭議點作出具約束力的裁決。

這項模式的優勢在於效率——避免更換中立人後需要重新梳理案情。但風險同樣明顯：當事人在調解階段向中立人透露的讓步意向及底線，可能在仲裁階段被用作判斷依據。為應對此問題，HKIAC在2024年規則中引入「調解階段保密條款」，明確規定調解期間的所有溝通，在轉入仲裁程序後不得被援引，除非雙方另有書面約定。

仲裁與訴訟的協作機制

香港司法機構與HKIAC在2025年聯合推出「仲裁-訴訟轉介計劃」。根據該計劃，當事人在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原訟庭提起訴訟後，若案件涉及專業技術問題（如工程、金融衍生品、知識產權），法官可主動建議雙方將特定爭議點提交仲裁，待仲裁庭作出裁決後，法庭再就剩餘事項作出判決。

這項機制的法律基礎來自《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16條，該條文授權法庭在「為公正及效率起見」可將任何問題轉交仲裁。實務上，這意味著法庭可以將「合約條文的解釋」或「行業標準的適用」等技術性問題剝離出來，交由專業仲裁員處理，從而減輕法庭的審理負擔。

跨境爭議的專屬仲裁通道

香港正積極爭取成為「一帶一路」基建爭議的首選仲裁地。2024年，HKIAC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出「聯合仲裁員名冊」，適用於涉及中資企業與東南亞合作方的基建項目糾紛。該名冊包含來自12個司法管轄區的85名仲裁員，涵蓋工程、能源、金融及海事等專業領域。

與此同時，律政司在2025年《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將研究修訂《仲裁條例》，為涉及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的跨境仲裁案件設立「指定仲裁員審查機制」。這項建議引發業界關注——如何在保障國家安全與維持仲裁獨立性之間取得平衡，將是未來兩年的核心議題。

結語：五項具體行動建議

第一，企業法務部門應在標準合約中嵌入「分階段爭議解決條款」，明確規定先進行調解，調解失敗後才啟動仲裁，並指定HKIAC或ICDR等機構管轄。

第二，人力資源部門應將「調解評估」納入僱傭合約的標準條款，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的離職糾紛，以降低勞資審裁處的訴訟風險。

第三，從事跨境交易的律師應熟悉《仲裁條例》第23條快速程序的適用門檻，並在仲裁協議中明確排除或納入該條款，避免因默認適用而喪失程序控制權。

第四，涉及內地業務的企業應定期檢視仲裁裁決在內地的執行風險，包括被申請人是否在內地擁有可供執行的資產，以及裁決是否涉及《仲裁法》第58條規定的可撤銷情形。

第五，家事糾紛當事人應在入稟區域法院前主動完成調解評估，否則可能面臨法庭擱置程序及不利訟費命令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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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