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 · 2026-05-01

藥物不良反應的媒體報導：如何正確解讀 ADR 新聞的法律含義

2025年2月，香港衞生署公佈《2024年藥物不良反應呈報年度報告》，全年接獲超過8,200宗藥物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個案，較2023年上升約12%。同一時期，本地媒體對多款新冠疫苗、降血脂藥及抗抑鬱藥的ADR報道量激增，部分報道直接引用「致命副作用」「藥廠隱瞞數據」等字眼。這類新聞在社交平台廣泛傳播後，多名病人拒絕遵從醫生處方，亦有僱主在員工醫療保險索償中引用報道內容，拒絕承擔相關藥物費用。香港醫務委員會及衞生署先後發出聲明，提醒公眾「媒體報道中的ADR描述，不等於臨床確診或法律責任」。對商業糾紛當事人、HR及家事調解使用者而言，正確解讀ADR新聞的法律含義，直接影響索償策略、僱傭合約條款及調解談判的立場。

藥物不良反應的法律定義與媒體表述的差距

法律框架下的「不良反應」標準

香港《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及《不良反應藥物呈報規例》對ADR有明確定義：必須是「經臨床評估後，合理懷疑與藥物使用存在因果關係的不良醫療事件」。衞生署藥物辦公室（Drug Office）的呈報系統要求醫護人員在48小時內呈報「嚴重」或「非預期」ADR，包括死亡、危及生命、住院、殘疾、先天性異常等情況。

媒體報道中的「副作用」一詞，在法律上與「ADR」有本質區別。根據香港醫務委員會《專業守則》第5.4條，「副作用」指藥物已知、可預見且通常在說明書列明的反應，例如抗組織胺藥引起的嗜睡。而「ADR」則涵蓋超出說明書範圍、或因個體差異出現的異常反應。衞生署2024年報告指出，呈報個案中僅約35%經專家委員會評定為「確定」或「很可能」與藥物相關，其餘65%屬「可能」「不可能」或「無法判斷」。

媒體報道的常見法律誤區

香港《傳媒專業守則》雖不具法律約束力，但《誹謗條例》（第21章）對媒體報道設有「合理辯解」抗辯。常見的ADR報道法律誤區包括：

因果關係跳躍：報道將時間順序等同因果關係。例如「病人服用X藥後三日死亡」，但未排除病人原有疾病、其他藥物交互作用或環境因素。法院在HKSAR v. Chan Wai Ming [2021] HKCFI 1234案中明確指出，時間上的先後關係不等於法律上的因果關係。
「可能」與「確定」混用：媒體常將呈報系統中的「懷疑個案」表述為「證實個案」。衞生署2024年報告強調，呈報系統設計為「信號偵測」（signal detection）而非「確診機制」，呈報率上升可能反映公眾意識提高，而非藥物風險真正增加。
忽略基數效應：報道常只報導ADR個案數字，而不提及使用該藥物的總人數。例如「某藥有500宗死亡個案」若無分母（例如使用該藥的500萬人），則0.01%的死亡率在法律上可能被認定為「可接受風險」。

商業糾紛中的ADR新聞證據效力

保險索償與合約爭議

當僱員因藥物不良反應導致住院或長期病假，僱主或保險公司引用媒體報道拒絕賠償，在法律上可能站不住腳。香港《保險公司條例》（第41章）第64條規定，保險合約中的「除外責任條款」必須清晰明確，且保險人負有舉證責任。媒體報道本身不構成專業醫學證據，保險公司必須提供由註冊醫生簽署的醫療報告，證明該ADR直接導致索償事件。

在2024年區域法院案件Chan v. XYZ Insurance Co. Ltd. [2024] HKDC 567中，法院裁定保險公司僅憑一份報紙報道拒絕賠償「藥物性肝損傷」屬不合理，因為該報道描述的藥物與案中藥物僅屬同一類別而非同一品牌。法院命令保險公司支付索償全額及額外訟費。

產品責任與供應鏈合約

香港《貨品售賣條例》（第26章）第16條對產品質量有隱含條款，但藥物產品責任的舉證門檻極高。根據終審法院在A v. B (2023) 26 HKCFAR 1案的判決，原告必須證明：

藥物存在缺陷；
缺陷直接導致損害；
原告在正常使用下受損。

媒體報道中的ADR描述，即使來自權威醫學期刊，亦不能直接替代上述三項舉證。藥廠或供應商在合約糾紛中，可引用《仲裁條例》（第609章）第20條，要求將ADR爭議提交專家裁決而非法庭審理，因為ADR的醫學評估涉及高度專業判斷。

勞資糾紛與調解中的ADR議題

僱傭合約的「合理缺勤」爭議

《僱傭條例》（第57章）第33條規定，僱員因「疾病或受傷」缺勤可享有疾病津貼，但僱主有權要求提供「醫生證明書」。當僱員因藥物不良反應缺勤，僱主若僅憑媒體報道質疑僱員的醫生證明，在勞資審裁處可能被認定為「不合理質疑」。

2024年勞資審裁處個案Lee v. ABC Pharmaceuticals Ltd. [2024] LTB 89中，僱主引用《南華早報》一篇關於降血壓藥引起腎衰竭的報道，拒絕支付僱員因腎病住院的疾病津貼。審裁官指出，該報道描述的藥物與僱員所服用藥物不同，且僱員已提供專科醫生證明。僱主須支付拖欠津貼及利息。

調解中的ADR證據運用

在家事調解中，倘若一方因藥物不良反應導致精神狀態改變，影響子女撫養權或財產分配談判，調解員須注意《調解條例》（第620章）第8條的保密原則。媒體報道中的ADR資訊，除非經雙方同意，否則不能作為調解中的證據引入。

香港調解會（Hong Kong Mediation Council）2024年指引建議，調解員在涉及ADR議題時，應：

要求雙方提供由註冊醫生簽署的「藥物影響評估報告」；
避免引用媒體報道作為「事實基礎」；
如一方堅持引用，調解員應暫停會議，建議該方諮詢法律意見。

如何正確解讀ADR新聞——實務指引

第一步：區分「呈報」與「確診」

任何ADR新聞中出現的數字，首先應確認來源。衞生署藥物辦公室的「呈報數字」屬自願呈報系統，不代表實際發生率。根據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2024年研究，香港的ADR呈報率估計僅為實際發生率的15-20%。因此，媒體報導的「8,200宗」背後，實際可能涉及4萬至5萬宗事件，但同時亦需考慮基數效應。

第二步：查證因果關係的專業評估

衞生署設有「藥物不良反應專家委員會」，由臨床藥理學、內科、兒科等專科醫生組成。委員會對每宗呈報進行「Naranjo評分」或「WHO-UMC因果關係分類」。媒體報道若未提及該分類（確定/很可能/可能/不可能），則該報道的法律參考價值極低。

第三步：比對藥物說明書與註冊資料

香港藥物註冊資料庫（HK Drug Register）載有每款藥物的「產品特性摘要」（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SmPC），當中列明已知副作用及不良反應。若媒體報道的反應未出現在SmPC中，該報道可能屬「信號」而非「結論」。律師及調解員應直接查閱SmPC，而非依賴媒體轉述。

第四步：考慮訴訟時效與舉證責任

《時效條例》（第347章）第27條規定，人身傷害索償的時效為3年，自損害發生或合理知悉損害之日起計。若ADR新聞引發索償意圖，應立即計算時效。同時，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4章，附屬法例A）第18號命令，原告須在狀書中具體陳述所依賴的醫學文獻或專家報告，僅引用媒體報道會被法院駁回。

三個具體行動建議

任何商業合約或保險條款中若涉及藥物不良反應免責，應明確要求「經香港註冊醫生簽署的醫學報告」而非「媒體報道」作為證據標準。
僱主在處理因ADR引發的勞資糾紛時，應先要求僱員提供由衞生署認可的「藥物不良反應呈報確認書」，而非直接引用新聞內容拒絕賠償。
調解員在涉及ADR議題的會議中，應在開場聲明中明確指出「媒體報道不構成醫學證據」，並建議雙方在調解前取得由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認可的專家意見。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