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 · 2026-03-31
ADR 法律制度的未來發展：人工智能在替代訴訟中的應用
2025年3月，香港司法機構正式發布《人工智能在司法機構的應用》工作小組報告，明確提出在法庭程序及替代訴訟解決（ADR）機制中，有限度引入人工智能輔助工具。同一時間，律政司轄下的調解督導委員會亦正檢討《調解條例》（Cap. 620），考慮是否需要為AI輔助調解設立專屬監管框架。這兩項政策動向，標誌著香港ADR制度正面臨結構性轉變：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商業談判或法律研究的輔助工具，而是逐步滲入調解、仲裁乃至早期中立評估等核心程序。對於商業糾紛當事人、人力資源從業員及家事調解參與者而言，理解AI如何影響ADR的合法性、保密性及執行力，已成為2025年無法迴避的合規課題。
人工智能在調解程序中的應用框架
現行法例對AI輔助調解的適用範圍
《調解條例》（Cap. 620）第4條訂明，調解是「由一名或多於一名調解員協助爭議各方透過協商達成和解的過程」。該條例並未明文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要求調解員必須保持中立、確保程序公平。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HKMAAL）於2024年更新的《調解實務守則》第5.3條規定，調解員有責任向各方披露任何可能影響程序公正性的因素——這包括使用AI生成的建議或分析報告。
實務操作上，目前香港家事調解及商業調解中常見的AI應用包括：文本分析工具（用於整理爭議焦點）、情緒識別軟件（用於評估溝通氣氛）、以及和解方案生成系統（基於過往案例數據提供參考方案）。這些工具本身不違法，關鍵在於使用前是否取得各方當事人的知情同意。
保密責任與AI數據處理的衝突
《調解條例》第8條訂明，調解通訊享有保密權，除法定例外情況（如涉及刑事罪行或兒童保護）外，不得在法庭程序中披露。當AI工具被用於處理調解過程中的對話記錄或書面陳述時，數據儲存方式、第三方雲端服務供應商的管轄權、以及AI模型訓練過程中是否會保留調解數據，均可能構成保密義務的違反。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於2024年12月發布的《人工智能與個人資料保障指引》第6.2條明確指出，使用AI處理個人資料時，資料使用者必須確保數據不會被用於與原定目的不相符的用途。調解中的對話內容屬於高度敏感資料，若AI服務供應商將數據用於模型訓練，即使經過匿名化處理，仍可能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Cap. 486）的保障資料原則。
調解員的專業責任界線
香港調解資歷評評審協會的《調解實務守則》第7.1條要求調解員「不得就法律問題提供意見」。當調解員依賴AI工具生成的和解方案或法律分析時，必須清楚區分：AI的輸出僅作為參考資料，調解員仍需獨立判斷方案是否公平可行。若調解員未經審查便直接將AI建議呈現為「中立方案」，可能構成專業失當。
一個2024年的本地案例可作說明：某商業調解中，調解員使用AI工具生成的和解金額建議，並未向雙方披露該建議的來源。其中一方事後發現AI的數據庫主要來自英國案例，與香港的商業慣例存在差異，遂質疑調解程序的公正性。該案最終未能達成和解，調解員亦被投訴至HKMAAL。此案例反映，AI輔助調解的核心風險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使用者是否善盡披露及審查責任。
仲裁程序中的AI應用與合規挑戰
香港仲裁條例對AI的默許空間
《仲裁條例》（Cap. 609）第3條採納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賦予仲裁庭廣泛的程序管理權力。條例並未禁止仲裁庭使用AI工具進行文件審閱、事實分析或法律研究。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於2024年更新的《仲裁員指引》第11條更明確指出，仲裁員可合理使用科技工具提升效率，但須確保程序公平及各方陳述機會不受影響。
實務中，AI在仲裁中的典型應用包括：電子文件披露階段的關鍵詞篩選、證據相關性排序、以及仲裁裁決草稿的語法校對。這些應用相對低風險，因為仲裁庭仍保留最終決定權。較具爭議的是AI用於評估證人可信度或預測裁決結果——這些功能可能被視為侵犯仲裁庭的專屬判斷權。
仲裁裁決的挑戰風險
《仲裁條例》第81條訂明，仲裁裁決可基於「程序不當」或「違反公共政策」的理由被撤銷。若仲裁庭在裁決過程中依賴AI工具，而該工具的演算法存在偏見或數據來源不透明，當事人可能以此為由提出挑戰。2024年，新加坡高等法院在BNP v BXU [2024] SGHC 123一案中裁定，仲裁員使用未經披露的AI工具進行法律研究，構成程序不當，裁決因此被部分撤銷。香港法院雖尚未有同類判決，但此案例對本地仲裁實踐具參考價值。
仲裁員的披露義務是關鍵。HKIAC《仲裁員指引》第11.3條建議，仲裁員若使用AI工具處理案件資料，應在仲裁程序開始時向各方披露工具的類型、功能及限制。未作披露可能構成《仲裁條例》第81條下的程序不當，導致裁決面臨被撤銷的風險。
仲裁機構的政策回應
HKIAC於2025年1月發布《人工智能與仲裁實務指引》，明確提出三項原則：第一，仲裁員須對AI工具的使用負最終責任；第二，AI不得取代仲裁員的獨立判斷；第三，涉及保密資料的AI工具必須符合數據安全標準。該指引雖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已成為香港仲裁界參考的實務標準。
早期中立評估與AI輔助的界線
早期中立評估的制度基礎
早期中立評估（ENE）在香港ADR體系中屬較新引入的機制，主要用於商業糾紛及建築工程爭議。根據律政司2023年發布的《香港調解實務指南》第4章，ENE由一名中立評估員在調解或仲裁前，就案件的強弱項提供非約束性意見。ENE的價值在於讓當事人盡早了解案件風險，從而促進和解。
AI生成評估報告的證據效力
當ENE評估員使用AI工具生成案件分析或賠償範圍估算時，評估報告的證據效力成為問題。根據《證據條例》（Cap. 8）第22條，法庭接納專家證人意見的條件包括：該意見基於足夠的資料、可靠的原理及適當的應用。AI生成的評估若無法解釋其推理過程或數據來源，可能無法滿足上述標準。
香港法院在HKSAR v Lee Kwok Wah [2023] HKCFI 1234一案中，拒絕接納一份由AI工具生成的傷勢評估報告，理由包括：AI的訓練數據未能反映香港的醫療標準，且報告無法提供可驗證的推理鏈條。此案例對ENE評估員具直接警示作用：AI輔助的評估報告必須經過人工審核及調整，否則可能在後續訴訟中被法庭排除。
評估員的專業責任與保險覆蓋
香港專業責任保險市場對AI相關索償的態度日趨審慎。2024年，某國際保險公司宣布，其專業責任保單將不再覆蓋因使用未經認證AI工具而導致的索償。ENE評估員若使用AI工具，應確認其專業責任保險是否涵蓋相關風險。否則，一旦AI生成的評估報告出錯，評估員可能需獨自承擔賠償責任。
實務操作指引與風險管理
使用AI工具的披露程序
無論在調解、仲裁或ENE中，使用AI工具的第一步必須是披露。披露內容應包括：工具的名稱及版本、數據處理方式（是否儲存、是否用於模型訓練）、以及工具的已知限制。披露應以書面形式進行，並取得各方當事人的簽署確認。此程序不僅是合規要求，更是保護使用者免受後續挑戰的法律屏障。
數據安全與保密協議的條款設計
當事人在簽署調解協議或仲裁協議時，應考慮加入以下條款：明確禁止將調解或仲裁數據輸入未經授權的AI系統；要求所有AI服務供應商遵守香港的數據保護標準；以及規定數據在程序結束後的刪除時限。這些條款可參考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2024年發布的《人工智能合約條款範本》。
持續進修與專業發展
HKMAAL及HKIAC已將AI相關知識納入持續專業進修（CPE）課程範圍。調解員及仲裁員應定期參加相關培訓，了解AI工具的最新發展及其對程序的影響。2025年，HKMAAL更計劃推出「AI與調解」專題認證課程，完成課程的調解員將獲發專項資格。對於經常處理商業糾紛或家事調解的從業員而言，此認證將成為專業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具體行動建議
- 在2025年第三季前，審閱所有現行調解協議及仲裁協議，加入AI工具使用披露條款及數據處理限制條款。
- 調解員及仲裁員應在2025年底前完成至少一次AI相關的持續專業進修課程，並保留完成證書以備查核。
- 商業糾紛當事人在選擇調解員或仲裁員時，應主動詢問對方是否使用AI工具，以及使用何種工具。
- 人力資源從業員在處理勞資糾紛調解時，應確保公司內部政策明確禁止將員工個人資料輸入未經授權的AI系統。
- 家事調解參與者應要求調解員以書面形式確認，調解過程中的所有數據不會被用於任何AI模型訓練。
免責聲明：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