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與仲裁的倫理問題：ADR 從業員的專業道德界線

2025年3月，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HKMAAL）修訂《調解實務守則》，首次明確要求調解員在涉及家事及商業糾紛中，必須主動披露其與任何一方當事人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包括過去五年內曾受聘於同一律師行的關係。同一時期，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在年度報告中指出，2024年接獲的仲裁員迴避申請較前年上升百分之四十二，其中超過六成涉及仲裁員未充分披露其與律師團隊的專業往來。這兩項發展同時指向一個核心問題：ADR從業員的專業道德界線正在被重新劃定。當調解與仲裁被視為訴訟的「快捷替代方案」，從業員在效率壓力與程序公正之間的平衡變得前所未有的脆弱。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

利益衝突披露：從「形式合規」到「實質透明」

香港的ADR制度架構建立在《仲裁條例》（第609章）及《調解條例》（第620章）之上。兩部條例均未以清單方式列明所有構成利益衝突的情景，而是賦予從業員「合理判斷」的裁量空間。然而，2025年HKMAAL的守則修訂直接收窄了這個空間。

披露時機：不能等到「有人提出」才行動

舊有做法中，部分調解員傾向在開場陳述時口頭詢問「有無人反對我主持會議」，然後假設沉默等同同意。修訂後的守則明確規定：調解員必須在委任確認書發出前，以書面形式向所有當事人披露任何可能影響其中立性的關係或利益。這包括但不限於：曾為其中一方提供法律諮詢、與當事人的律師在同一事務所執業、或持有與爭議標的相關的財務權益。

《仲裁條例》第26條亦設有類似機制。該條文規定，仲裁員必須披露任何可能引起對其中立性產生合理懷疑的情況。香港法院在 Gao Haiyan v. Keeneye Holdings Ltd [2012] 1 HKLRD 627 一案中確立了「合理觀察者」測試標準：問題不在於仲裁員是否實際偏頗，而在於一個理性第三者客觀審視所有事實後，是否會認為存在偏頗的風險。

家事調解的特殊場景：權力不對等與披露義務

家事調解涉及子女撫養權、財產分配等高度個人化的議題。當事人之間往往存在顯著的權力不對等——例如一方為家庭經濟支柱，另一方長期未有參與財務管理。調解員若曾為經濟強勢一方提供稅務或財務規劃建議，即使該服務與當前爭議無關，亦必須披露。

香港家事調解協會（HKFMA）的實務指引進一步要求：調解員在發現任何一方在無律師代表的情況下簽署協議，而協議條款明顯對該方不利時，必須暫停程序並建議該方尋求獨立法律意見。這不是選項，而是程序義務。

保密原則的例外：何時可以打破沉默？

《調解條例》第8條訂明，調解通訊（包括口頭陳述、書面文件及任何在調解過程中產生的紀錄）享有保密特權，不得在訴訟中被強制披露。然而，條例同時列出多項例外情況。實務中，從業員最常面對的兩難在於：如何判斷某一情況是否落入例外範圍。

兒童保護與強制報告義務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213章）規定，任何人若知悉兒童正面臨或可能面臨嚴重傷害，必須向社會福利署或警方報告。調解員在家事調解中若得知一方當事人曾對子女施以身體或精神虐待，保密特權即告失效。問題在於，調解員並非執法人員，如何判斷「嚴重傷害」的門檻？

實務指引建議：調解員應在調解開始前，以書面告知所有當事人保密原則的界限。這份「保密例外告知書」應明確列出哪些情況會觸發報告義務。此舉既保護從業員免受違反保密原則的指控，亦避免當事人事後以「不知情」為由挑戰調解協議的有效性。

防止洗錢與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615章）涵蓋的「指定非金融業務及行業」包括律師、會計師及信託公司，但並未明確涵蓋獨立調解員。然而，若調解員同時持有律師資格，則其調解活動可能被視為法律執業的一部分，從而觸發條例下的報告義務。

香港律師會2024年發出的實務指引明確指出：律師以調解員身份行事時，若在過程中察覺可疑交易，必須按照條例第12條向聯合財富情報組（JFIU）提交可疑交易報告。調解員不能以「調解過程保密」為由拒絕合作。保密原則不能凌駕於法定報告義務之上。

仲裁員的獨立性與持續披露責任

仲裁與調解在本質上的差異，決定了兩者對從業員道德要求的側重點不同。調解員的角色是促進溝通，仲裁員的角色是作出裁決。後者對獨立性的要求更為嚴格，因為仲裁裁決具有法律約束力，且僅能在極有限的情況下被法院推翻。

委任後的「持續披露」：情況改變即須更新

《仲裁條例》第26(2)條規定，仲裁員的披露義務並非一次性完成。若在仲裁程序進行期間，出現任何可能影響仲裁員獨立性的新情況，仲裁員必須立即向各方當事人及仲裁機構披露。

實務中最常見的例子：仲裁員在仲裁進行期間，獲邀加入一間律師事務所，而該事務所恰好代表其中一方當事人。即使仲裁員本人並未直接參與該案件，其與事務所的僱傭關係已足以構成「合理懷疑」。2023年HKIAC處理的一宗個案中，仲裁員因未有即時披露其配偶獲聘為一方當事人公司的法律顧問，最終被撤換，整個仲裁程序延誤超過八個月。

第三方資助下的獨立性挑戰

《仲裁條例》第98U至98ZE條（2023年新增）正式將第三方資助（Third-Party Funding）納入法定規管框架。該條例要求受資助一方必須披露資助方的身份，並確保資助方不得干預仲裁員的獨立判斷。

問題在於，資助方往往透過選擇仲裁員來間接影響裁決方向。若仲裁員與資助方之間存在持續的商業關係——例如仲裁員曾為該資助方的其他案件擔任專家證人——則其中立性可能受到質疑。HKIAC的《仲裁員行為指引》（2024年版）明確要求：仲裁員在接受委任前，必須進行「合理的查詢」，以確認其與潛在資助方之間是否存在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聯繫。

實務建議：從業員的合規清單

綜合上述規範與案例，ADR從業員應建立以下操作習慣：

1. 委任前進行背景查核：在接受委任前，查閱所有當事人及其律師團隊的公開資料，確認是否存在任何可能構成利益衝突的關係。使用HKIAC或HKMAAL提供的利益衝突查詢表格，而非僅依賴口頭確認。

2. 書面披露並取得確認：所有披露必須以書面形式作出，並要求各方當事人簽署確認書，表明已知悉披露內容且不反對委任。保留此確認書至少七年。

3. 持續監控情況變化：在程序進行期間，定期（例如每三個月）重新檢視是否存在新的潛在衝突。若有任何變化，立即以書面通知所有相關方。

4. 了解法定報告義務：調解員應熟悉《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下的報告義務。在調解開始前，向當事人清楚說明保密原則的例外情況。

5. 為程序終止做好準備：若發現無法解決的利益衝突或必須披露的法定事項，從業員應準備好辭任，並協助當事人過渡至另一位從業員。程序公正比程序效率更重要。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