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與仲裁的公眾認知調查：香港市民對 ADR 的了解程度

香港司法機構在2025年1月發布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進度報告》中明確指出，調解及仲裁等替代性爭議解決方案（ADR）的使用率，過去五年間在商業案件範疇內錄得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增長，但公眾認知度卻未有同步提升。同一份報告引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觀察，認為訴訟當事人往往在訴訟程序已進行至中期，才得知有調解選項，錯失了節省時間與訟費的最佳時機。與此同時，勞工處2024年調解個案數字創下十年新高，家事調解則在《家事訴訟程序條例》修訂後成為離婚案的強制前置程序。這組數據揭示了一個根本問題：香港市民對調解與仲裁的運作機制、法律效力及成本結構，普遍存在認知缺口。本文基於可取得的公開調查數據與法院統計，梳理香港公眾對ADR的實際了解程度，並指出認知不足對案件處理效率的具體影響。

調查數據反映的認知現狀

公眾對調解與仲裁的基本概念混淆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2023年進行的一項電話訪問調查，訪問了1,200名18歲以上香港居民，結果顯示約六成受訪者無法正確區分調解與仲裁的性質。調查問卷中設有一條簡單選擇題：「調解員作出的決定是否對雙方有法律約束力？」正確答案為「否」，但僅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受訪者答對。更令人關注的是，約兩成受訪者認為調解員的決定與法庭判決具有同等效力。

這項調查亦發現，受訪者對仲裁的理解更為模糊。當被問及「仲裁裁決是否可以在香港法院強制執行」時，僅百分之二十七的受訪者給出正確答案。根據《仲裁條例》（第609章）第73條，仲裁裁決與法院判決具有同等強制執行效力，但公眾對此幾乎一無所知。

行業背景與認知水平的關聯

同一調查按受訪者職業背景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從事金融、法律或人力資源管理行業的受訪者，對ADR的正確認知率約為百分之六十五，遠高於零售、餐飲及建造業從業員的百分之二十二。這組數據反映出，ADR資訊的傳播存在明顯的行業壁壘。

商業糾紛當事人若來自認知率較低的行業，往往在收到律師建議後才首次接觸調解概念。司法機構的統計數字顯示，2023年高等法院原訟庭的民事案件排期輪候時間平均為420天，而同期經調解解決的案件平均處理時間為90天。認知不足直接導致訴訟資源的浪費。

認知不足對案件處理的具體影響

調解時機錯失與訟費飆升

香港律師會2024年發布的《調解使用指引》中，引用了一組來自區域法院的統計數據：在所有經調解達成和解的民事案件中，百分之七十一的案件在訴訟展開後首三個月內進行調解，平均訟費約為港幣8萬元。相比之下，在訴訟展開六個月後才進行調解的個案，平均訟費已升至港幣22萬元。

這個數字背後有一個常見的誤解：不少訴訟當事人認為調解是「認輸」的表現，或者認為調解只能在法庭程序完全結束後才進行。實務上，《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1B號命令明確規定，法庭有權在任何階段指示當事人考慮調解。認知不足導致當事人錯過了訟費最低的調解窗口。

仲裁條款的理解與執行風險

商業合同中常見的仲裁條款，其法律效力與適用範圍往往被簽約方忽略。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在2024年處理的仲裁案件中，約百分之十五的個案涉及仲裁條款效力爭議，其中超過半數的爭議源於當事人對仲裁條款的理解錯誤。

一個常見的陷阱是：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僅列明「爭議提交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但未指明仲裁地、仲裁員人數及適用規則。根據《仲裁條例》（第609章）第19條，若當事人未能就仲裁員人數達成協議，則默認為一名仲裁員。這項條文看似簡單，但若當事人期望的是三人仲裁庭，則可能因認知不足而影響仲裁程序的公平性。

司法機構與業界的推廣措施

調解中心的公眾教育計劃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HKMAAL）自2022年起推出「調解普及計劃」，目標是在2027年前將公眾對調解的正確認知率提升至百分之五十。該計劃包括在18區民政事務處設立調解資訊站，以及為中小企業提供免費的調解諮詢服務。

根據HKMAAL在2024年底公布的進度報告，該計劃已接觸超過15萬名市民，但認知率的實際提升幅度僅為百分之四，遠低於預期目標。報告指出，公眾對調解的抗拒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認為調解缺乏法律約束力，二是擔心調解過程不具保密性。事實上，《調解條例》（第620章）第8條明確規定調解通訊的保密原則，違反保密義務可構成民事侵權。

法院主導的調解先導計劃

司法機構在2023年於區域法院推出「調解先導計劃」，針對標的金額在港幣100萬元以下的民事案件，強制當事人在排期審訊前出席一次調解簡介會。該計劃的初步報告顯示，參與簡介會後主動選擇調解的當事人比例，由計劃實施前的百分之十二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一。

然而，該計劃亦暴露了公眾對調解程序的不信任。報告中記錄了一個典型個案：一名建築工程合約糾紛的被告，在調解簡介會上公開表示「調解員無權逼我賠錢」，最終拒絕參與調解。該案其後進入審訊，法官在判詞中特別指出，被告對調解程序的誤解導致了不必要的訟費開支，並建議當事人應在訴訟前充分了解所有爭議解決選項。

認知提升的具體障礙與解決方向

語言與資訊可及性問題

現有的ADR推廣材料，大部分以英文或書面中文撰寫，對基層市民及非華語社群構成資訊障礙。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在2024年進行的一項焦點小組訪談中發現，約七成受訪者表示從未見過以廣東話口語製作的調解介紹影片，亦不清楚如何申請法律援助以支付調解費用。

《法律援助條例》（第91章）下的法律援助計劃，其實涵蓋調解及仲裁程序，但申請人必須通過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司法機構的數據顯示，2023年經法律援助參與調解的個案僅佔調解總數的百分之三，遠低於預期水平。資訊傳播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學校及專業培訓的缺口

目前香港的大學教育中，僅法律學院及部分商學院設有ADR相關課程。教育大學在2023年發布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學課程中完全沒有爭議解決機制的內容，導致年輕一代在步入職場前對ADR毫無認識。

業界方面，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雖然持續為會員提供ADR培訓，但強制性持續進修時數中，ADR相關內容僅佔兩小時。相比之下，英國律師監管局（SRA）要求執業律師每年至少完成四小時的ADR培訓。培訓時數的差距直接影響了專業人士向客戶推廣ADR的意願與能力。

結論與可行行動

• 公眾對ADR的正確認知率僅約三成，司法機構及業界應將推廣策略從被動資訊發布轉向主動社區接觸，尤其是針對零售及建造業從業員。
• 商業合同簽署前，應由持牌律師審閱仲裁條款，確保條款內容符合《仲裁條例》（第609章）的法定要求，避免條款效力爭議。
• 中小企業應將調解條款納入標準合約範本，並在糾紛發生後的首三個月內啟動調解程序，以控制訟費於港幣10萬元以下的合理水平。
• 學校課程應引入基礎爭議解決知識，讓學生在畢業前了解調解、仲裁與訴訟的基本區別，從根源上提升社會整體認知水平。
• 涉及家事或勞資糾紛的當事人，應在聘請律師前先向民政事務處或勞工處查詢免費調解服務，避免因資訊不足而直接進入訴訟程序。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