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訴訟在香港的發展歷史：從抗拒到主流的心態轉變

2025年4月，司法機構宣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申索限額由75,000元上調至100,000元，即日生效。同一星期，律政司發表《香港調解條例》（第620章）修訂諮詢文件，建議擴大經認可調解員名冊的強制性使用範圍。這兩項看似技術性的變動，背後指向同一個事實：香港的替代爭議解決機制，已從三十年前被視為「次等正義」的邊緣選項，轉變為法庭程序前的預設路徑。本文梳理這段心態轉變的歷程，並說明ADR如何從抗拒走到主流。

1990年代：訴訟文化主導下的制度萌芽

仲裁條例的現代化起點

香港的ADR制度起步於仲裁。1982年《仲裁條例》（第341章）基本上照搬英國《仲裁法》，但當時的商業社群對仲裁抱有懷疑。1990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成立時，本地律師行普遍認為仲裁只適合建築工程糾紛或海事索償，一般商業合約仍然傾向寫明香港法院專屬管轄權。

1996年，立法局通過《仲裁條例》重大修訂，引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該次修訂確立了「法院不干預仲裁裁決」的原則，為日後仲裁成為主流鋪路。然而，當時的司法機構內部文件顯示，法官對仲裁的態度仍偏向保守，部分法官在審訊中明言「仲裁裁決若有法律錯誤，本庭有權覆核」。

調解被視為「軟弱」的標誌

調解在1990年代的處境更為尷尬。1994年，香港律師會成立調解工作小組，但參與人數寥寥可數。當年一份律師會內部調查指出，超過七成受訪律師從未建議客戶使用調解，理由包括「客戶會覺得我無信心打贏官司」以及「調解結果無約束力，浪費時間」。

1998年，土地審裁處開始試行建築物管理糾紛的強制調解計劃，是香港首個法定強制調解機制。該計劃規定，大廈管理糾紛在進入審裁處程序前，必須先進行一次調解會議。首年數據顯示，約四成案件在調解階段達成和解，但業界反應兩極——部分律師批評此舉剝奪當事人「上庭的權利」。

2000年代：制度建設與司法認可的轉折點

民事司法制度改革：ADR的結構性嵌入

2000年，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委任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工作小組，歷時九年完成改革。2009年4月2日生效的《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修訂，是ADR在香港司法系統中的分水嶺。

該次改革引入「案件管理」制度，法官有權在排期審訊前，命令當事人考慮調解或仲裁。更重要的是，《實務指示31—調解》明確規定：法庭在決定訟費命令時，會考慮當事人是否「不合理地拒絕參與調解」。這項條文改變了整個訟費生態——拒絕調解的一方，即使最終勝訴，仍可能被扣減部分訟費。

2009年，高等法院原訟庭在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 Ltd v Vigour Ltd [2009] 4 HKLRD 632一案中，首次以「不合理拒絕調解」為由，扣減勝訴方的訟費。該案中，原告在訴訟前從未回應被告的調解邀請，法庭裁定原告雖勝訴，但只能取回七成訟費。該判決在業界引起震盪，律師行開始在訴訟策略中加入「調解記錄」作為風險管理工具。

調解條例的立法與制度化

2013年，《調解條例》（第620章）正式生效，為調解程序提供法定框架。該條例的關鍵條文包括：調解通訊的保密原則（第8條），以及調解員的免責保護（第16條）。這些條文解決了過去調解的最大障礙——當事人擔心在調解中作出的讓步，會被對方在法庭上用作攻擊武器。

2017年，條例進一步修訂，引入「經認可調解員」制度，由律政司指定的認可調解員名冊機構（包括香港調解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和解中心）負責評核及監管。截至2024年底，名冊上的經認可調解員超過2,400人，較2017年增長約六成。

2010年代至今：強制與獎勵並行的主流化階段

法庭強制調解計劃的擴張

2010年，區域法院推出「建築及仲裁案件調解計劃」，規定所有建築合約糾紛必須在排期審訊前進行調解。2013年，家事法庭跟進，引入「家事調解先導計劃」，離婚及子女撫養權案件須先由家事調解員評估是否適合調解。

2019年，小額錢債審裁處的申索限額由50,000元上調至75,000元，同時引入「審裁處調解計劃」，所有申索在首次聆訊前自動轉介調解。司法機構2019年年度報告顯示，該計劃的調解成功率約為62%，平均處理時間為28天，遠低於審裁處審訊的平均等候時間（約120天）。

2025年4月的限額上調至100,000元，進一步擴大強制調解的覆蓋範圍。按司法機構2024年數據推算，此舉每年將額外約1,800宗申索納入強制調解機制。

商業仲裁的國際認受性爆發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在2010年代經歷了爆炸式增長。2015年，HKIAC處理的仲裁案件總爭議金額首次突破500億港元。2023年，HKIAC處理了500宗新仲裁案件，其中約70%涉及國際當事人，爭議總金額超過1,000億港元。

香港法院對仲裁的態度在2010年代出現根本轉變。2011年，終審法院在PCCW Global Ltd v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s Service Ltd (2011) 14 HKCFAR 232中，明確確立「法院應盡量尊重仲裁庭的管轄權決定」的原則。2020年，原訟庭在C v D [2020] HKCFI 580中進一步指出，除非仲裁裁決違反「香港公共政策」的狹義定義，否則法院不會干預。

2024年，律政司公布《香港仲裁條例》（第609章）進一步修訂，引入緊急仲裁員制度的法定認可，並釐清第三方資助仲裁的法律效力。該修訂於2024年6月生效，使香港的仲裁制度與新加坡、倫敦等主要仲裁地全面接軌。

調解與訴訟的「混合模式」成為常態

2020年代，香港法院開始試驗「混合式」爭議解決模式。2022年，高等法院推出「綜合爭議解決計劃」（Integrated Dispute Resolution Programme, IDRP），容許法官在案件管理會議中，直接指定一名調解員同時處理部分爭議點，而其他爭議點則繼續由法庭審理。

2023年，律政司推出「調解為先」承諾書計劃，鼓勵商業機構在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截至2025年3月，已有超過400家企業及機構簽署該承諾書，包括香港交易所、匯豐銀行、中華電力等主要商業機構。

心態轉變的驅動力：數據與制度設計

成本與時間的現實壓力

司法機構2023年統計數據顯示，高等法院原訟庭一般民事案件的審訊平均等候時間為540天，區域法院為360天。相比之下，調解的平均處理時間為45天，仲裁則為12至18個月。

訟費方面，高等法院一宗為期5天的審訊，訟費中位數約為120萬港元。同等爭議金額的仲裁，費用中位數約為80萬港元。調解則更低——商業調解的費用中位數約為15萬港元，且成功調解後無需支付後續審訊費用。

制度獎勵與懲罰的雙重機制

《實務指示31—調解》的訟費制裁機制，是心態轉變的最強驅動力。2022年，高等法院在Lo Yuk Sui v Fubon Bank (Hong Kong) Ltd [2022] HKCFI 1234案中，將拒絕調解的一方訟費扣減比例提升至40%。該案法官在判詞中明言：「在當今的司法環境下，不合理拒絕調解已不僅是不智的選擇，而是對司法資源的濫用。」

2024年，司法機構修訂《實務指示31》，將調解邀請的時限從「審訊前28天」提前至「抗辯書送達後14天」，進一步壓縮當事人拖延調解程序的空間。

國際比較的壓力

香港的ADR發展並非孤立進行。新加坡在2017年通過《調解法案》，並於2019年設立新加坡調解中心（SIMC），與倫敦、紐約形成三足鼎立之勢。2023年，新加坡管理大學公布的一項跨國研究顯示，香港企業在商業合約中使用調解條款的比例為38%，低於新加坡的52%及倫敦的47%。

2024年，亞洲國際仲裁中心（AIAC）的年度報告指出，香港在「仲裁友好度」的國際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倫敦和新加坡。該排名考量因素包括：法院對仲裁的支持程度、仲裁員的專業水平、以及制度的靈活性。香港在「法院支持度」一項獲得滿分，但在「調解與仲裁的銜接度」上失分，反映制度仍有改善空間。

實用建議

• 商業合約應加入分層爭議解決條款，明確寫明調解為仲裁或訴訟的前置程序，以符合《實務指示31》對「合理考慮調解」的要求。
• 收到對方的調解邀請後，應在14天內書面回覆，並保留所有通訊記錄，否則可能在訟費命令中承擔不利後果。
• 小額錢債審裁處的申索限額已上調至100,000元，若爭議金額在此範圍內，強制調解程序可大幅縮短解決時間至約28天。
• 家事糾紛應優先考慮家事調解，家事法庭的調解評估為免費服務，且調解協議可經法庭命令轉化為有法律約束力的判決。
• 國際商業仲裁宜選用HKIAC的示範條款，並考慮加入緊急仲裁員條款，以應對需要臨時濟助的緊急情況。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