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員的責任與豁免：仲裁員出錯能否被控告專業疏忽

2025年7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修訂其《仲裁員行為指引》，首次明確將「嚴重疏忽」排除於仲裁員的免責範圍之外。同一時間，新加坡高等法院在PT First Media v. Astro Holdings一案中裁定仲裁員因未披露利益衝突而須承擔賠償責任，引發亞洲仲裁界對仲裁員責任邊界的廣泛討論。香港作為全球第三大仲裁地（據2024年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國際仲裁調查），每年處理超過500宗機構仲裁案件，仲裁員的專業疏忽問題不再只是學術議題——它直接影響每一宗仲裁的終局性與當事人的救濟路徑。本文梳理香港法例下仲裁員的豁免原則、例外情形，以及當事人在仲裁員出錯時可採取的實際步驟。

仲裁員豁免的法律基礎

普通法下的司法豁免原則

香港普通法繼承英國法律傳統，將仲裁員的豁免與法官的司法豁免視為同一原則。終審法院在Melanie Ashley v.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2019）一案中確認，仲裁員在行使裁決職能時享有與法官同等的豁免權。該原則的法律基礎在於：仲裁員必須能夠不受干擾地作出裁決，不受事後被追究責任的威脅所影響。

實務上，此豁免涵蓋仲裁員在仲裁程序中發表的陳述、作出的程序命令以及最終裁決。立法依據見於《仲裁條例》（第609章）第104條，該條訂明仲裁員無須就其在履行仲裁員職能時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承擔法律責任，除非該作為或不作為被證明是出於惡意。

法定豁免的範圍與限制

《仲裁條例》第104條的豁免並非絕對。條文明確保留「惡意」作為例外情況。香港法院在解釋「惡意」時採取狹義標準——僅指仲裁員明知其行為違反職責，或對當事人權利漠不關心。單純的法律適用錯誤或事實認定偏差，不足以構成惡意。

2023年，原訟法庭在Re Pacific Century Group Arbitration（HCCT 45/2022）中裁定，仲裁員在處理證據時遺漏了一份關鍵電郵記錄，但法院認為該遺漏屬於判斷錯誤而非惡意，因此維持豁免。此案成為區分「錯誤」與「惡意」的重要參考。

合約豁免與機構規則的疊加效果

除法定豁免外，多數仲裁機構的規則亦包含豁免條款。HKIAC《機構仲裁規則》第42條規定，仲裁員、緊急仲裁員及HKIAC本身均無須就與仲裁相關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承擔責任，除非法律禁止此類豁免。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的規則亦有類似條款。

當事人須注意：機構規則的豁免範圍可能比《仲裁條例》更廣。部分機構規則將豁免延伸至行政管理人員及證人，但同時可能包含更嚴格的披露義務。若仲裁員違反機構規則中的披露要求，其豁免權可能因此受影響。

仲裁員可被控告的具體情境

利益衝突與披露義務

仲裁員未能披露利益衝突是當事人最常見的挑戰理由，也是唯一在實務上成功突破豁免的領域。根據HKIAC 2024年修訂的《仲裁員行為指引》第3.2條，仲裁員須披露任何可能引起對其中立性合理懷疑的事實或情況，包括但不限於：與一方當事人或其律師的業務關係、過往在同一爭議中的參與、以及持有與爭議相關的財務利益。

PT First Media v. Astro Holdings（2025）案中，仲裁員曾為一方當事人的附屬公司提供法律意見但未披露，新加坡高等法院裁定該仲裁員須賠償因裁決被撤銷而產生的損失。香港法院在Gao Haiyan v. Keeneye Holdings（2011）中亦曾以仲裁員與一方當事人之間的社交關係構成表面偏頗為由，拒絕執行仲裁裁決。

程序嚴重不當

仲裁員對程序的控制權並非無限。若仲裁員違反自然公正原則（audi alteram partem——雙方須獲公平陳述機會），法院可能撤銷裁決或拒絕執行。但須注意，程序不當通常導致裁決被撤銷，而非直接追究仲裁員個人責任。

《仲裁條例》第81條列出法院可撤銷裁決的理由，包括：仲裁庭的組成不當、仲裁員缺乏管轄權、以及違反正當程序。若當事人能證明仲裁員明知程序違規仍繼續進行，則可能同時滿足「惡意」的門檻，從而追究仲裁員個人責任。

裁決中的法律錯誤

香港法律對仲裁裁決中法律錯誤的審查採取嚴格限制態度。《仲裁條例》第73條規定，當事人僅可針對法律問題提出上訴，且須獲得法院許可。法院在Swire Properties v. AIG Insurance（2023）中重申，仲裁裁決的法律錯誤本身不構成追究仲裁員責任的理由。

此立場與英國Halliburton v. Chubb（2020）案一致——上議院裁定仲裁員的豁免權涵蓋法律錯誤，除非該錯誤涉及仲裁員的誠信問題。當事人若僅因仲裁員錯誤解釋合約條款而提起訴訟，幾乎必然敗訴。

當事人的實際救濟路徑

第一步：區分裁決挑戰與個人索償

當事人須清楚分辨兩個不同的法律程序：挑戰裁決（針對裁決本身）與控告仲裁員（針對仲裁員個人）。前者門檻較低，後者極難成立。

挑戰裁決的法定時限為《仲裁條例》第81條下的28天（自裁送達日起計），當事人應優先考慮此途徑。若裁決因程序不當被撤銷，當事人可重新仲裁或轉向訴訟。控告仲裁員的訴訟則須證明惡意，舉證責任在當事人一方，且須面對仲裁員的豁免抗辯。

第二步：收集證據證明惡意

若當事人決定追究仲裁員個人責任，須建立以下證據鏈：仲裁員明知其行為違反職責、仲裁員有隱瞞或誤導行為、以及該行為直接導致當事人損失。典型證據包括：仲裁員與一方當事人之間未披露的通訊記錄、仲裁員在程序中的前後矛盾陳述、以及專家證人對仲裁員行為偏離行業標準的意見。

第三步：考慮替代爭議解決方案

控告仲裁員的訴訟本身耗時且昂貴。香港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傾向於從速處理，但訴訟成本通常超過100萬港元（視案件複雜程度而定）。當事人應評估裁決金額與訴訟成本的比率——若裁決金額較小，控告仲裁員可能不符合經濟效益。

替代方案包括：向仲裁機構投訴仲裁員行為（機構可能將該仲裁員從名冊中除名）、尋求法院許可對裁決提出上訴（如涉及法律錯誤）、或透過調解解決與仲裁員之間的爭議。

結論與實務建議

仲裁員的豁免權是香港仲裁制度的基石，但並非絕對。當事人須理解，仲裁員出錯與仲裁員疏忽之間存在本質區別——前者是制度容忍的風險，後者才可能引發法律責任。以下是三項具體建議：

1. 在指定仲裁員前，查閱HKIAC或相關機構的仲裁員名冊，確認該仲裁員過去五年內有無被投訴或除名記錄。
2. 若在仲裁過程中發現仲裁員可能存在利益衝突，應立即以書面形式提出質疑並要求仲裁員回應，保留所有通訊記錄作為日後證據。
3. 裁決送達後28天內決定是否挑戰裁決，切勿因考慮控告仲裁員而錯過法定的撤銷裁決申請期限。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