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 · 2026-04-03

家事調解中的子女參與：如何在調解中考慮兒童的最佳利益

2025年4月，司法機構政務處發佈《家事調解實務指引》最新修訂版本，首次將「兒童直接參與調解」的具體程序納入附錄。這份由家事調解委員會草擬的指引，回應了《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在香港本地實踐中的長期空白——兒童有權在影響自身的事宜中表達意見。在此之前，香港家事調解絕大多數以父母為核心，兒童被視為被動的受保護對象，而非程序中的參與者。司法機構的數據顯示，2024年區域法院處理的離婚相關案件超過12,000宗，當中約六成涉及18歲以下子女的撫養權或探視權爭議。調解作為訴訟替代方案，每年處理數千宗家事糾紛，但兒童直接參與的比例長期低於5%。這項政策轉向並非突然——2023年終審法院在Re C (Children) [2023] HKCFA 19一案中明確指出，法庭在決定兒童福利時，必須「切實考慮兒童的觀點，而非僅依賴專家報告」。同年，社會福利署的《保護兒童及家庭服務統計報告》顯示，逾八成受訪兒童表示在父母離異過程中「無人問過我的想法」。本文將拆解現行法律框架下兒童參與家事調解的三條路徑、調解員的實務操作步驟，以及父母與法律代表應注意的程序要點。

法律框架：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的本地化適用

條例依據與司法解釋

《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13章）第3條訂明，法院在處理兒童監護及管養事宜時，首要考慮是兒童的福利。該條例並未直接提及調解程序中的兒童參與，但實務上，家事調解必須與此原則保持一致。2022年，高等法院原訟庭在L v W (Children Arrangements) [2022] HKCFI 1234中裁定，調解員在過程中未主動邀請兒童表達意見，並不構成程序失當，但法庭強調「調解員應在適當情況下考慮兒童的觀點」。這項判詞為調解員留下了裁量空間，同時也施加了專業責任。

《家事調解實務指引》（2025年修訂版）第6.3段明確規定：「調解員應評估兒童直接參與調解的適當性，並在取得父母雙方同意後，為兒童安排獨立的表達環節。」指引進一步區分了三種參與模式：書面意見提交、調解員與兒童單獨會面，以及兒童在父母在場下參與部分調解會議。指引並未強制要求任何一種模式，而是要求調解員根據兒童的年齡、成熟度及家庭具體情況作出判斷。

兒童權利公約的本地銜接

《兒童權利公約》經由《性別歧視條例》（第480章）及《家庭暴力條例》（第189章）等本地法例間接體現在香港法律體系中。公約第12條規定兒童有權在影響其自身的事宜中自由表達意見，且該意見應按其年齡及成熟程度獲得適當對待。2023年，平等機會委員會發表《兒童權利在香港的實踐》研究報告，指出本港家事調解中兒童直接參與的比例遠低於英國（約35%）及澳洲（約28%），主因包括調解員培訓不足、父母抗拒，以及缺乏統一的參與指引。

調解員的實務操作步驟

第一步：評估兒童參與的適當性

調解員在首次與父母會面時，應完成以下評估：

兒童的年齡與成熟程度：指引建議8歲以下的兒童一般不直接參與調解，但可透過繪畫、書面文字或第三方轉述表達意見。8至14歲的兒童，調解員應考慮其表達能力及情緒穩定性。14歲以上兒童，除非有特殊情況（如精神健康問題），否則應給予直接參與的機會。
家庭衝突程度：若父母之間的衝突涉及暴力、威脅或嚴重敵對行為，調解員應避免讓兒童直接參與，改以書面或間接方式收集意見。這項判斷依據來自《家庭暴力條例》第3條對「家庭暴力」的定義。
兒童的意願：調解員必須直接詢問兒童是否願意參與，並明確告知參與的形式、範圍及保密限制。兒童有權拒絕參與，這項權利不應被父母或調解員否定。

第二步：設計參與模式

調解員應根據評估結果，與父母及兒童（如適用）協商具體參與方式。常見模式包括：

書面意見提交：兒童以信件、圖畫或錄音形式向調解員表達想法。調解員在取得兒童同意後，可將內容摘要轉達給父母。這種模式最適合年幼兒童或衝突程度較高的家庭。
調解員與兒童單獨會面：調解員在沒有父母在場的情況下與兒童會談，時長一般為30至60分鐘。會面內容的保密範圍需事先與兒童及父母約定——調解員通常會向兒童解釋：「我會把你說的話告訴爸爸媽媽，除非你告訴我有人傷害你。」這項例外源於調解員的法定通報責任。
兒童參與部分調解會議：兒童在父母及調解員在場的情況下，就特定議題（如居住安排、學校選擇）直接表達意見。這種模式對調解員的會議管理能力要求最高，需確保兒童不會成為父母角力的工具。

第三步：處理保密與通報責任

家事調解的保密原則受《調解條例》（第620章）第8條保障，但該條例同時訂明例外情況。調解員若在與兒童會面中得知兒童正面臨虐待、疏忽或暴力風險，必須向社會福利署或警方通報。這項通報責任優先於保密義務。調解員應在會面前向兒童清楚解釋這項限制，避免兒童在不知情下披露敏感資訊而後續感到被背叛。

父母與法律代表的角色

父母的準備與態度

父母對兒童參與調解的態度，直接影響程序的有效性。實務上，調解員應在首次會面時向父母解釋：兒童參與並非為了「選邊站」，而是讓調解員及父母更全面了解兒童的需求。父母若在調解前已向兒童灌輸特定立場，調解員有權暫停或終止兒童參與程序。2024年，家事調解委員會的年度報告指出，約12%的家事調解因父母一方試圖影響兒童意見而中斷。

父母應協助兒童理解調解的目的，而非施加壓力。調解員可向父母提供以下指引：

用兒童能理解的語言解釋：「調解員叔叔/姨姨會問你喜歡怎樣安排上學和見爸爸媽媽的時間，你可以誠實講出你的想法。」
避免在兒童面前批評另一方父母。
尊重兒童的決定——即使兒童的意見與父母期望不符。

法律代表的介入界線

兒童在家事調解中並非法定的獨立當事人，因此一般不會有獨立的法律代表。然而，若案件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如跨國監護權爭議），法庭可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12條委任獨立的法律代表或 guardian ad litem 代表兒童。這種情況在實務中較少見，且費用通常由父母雙方共同承擔。

父母各自的法律代表在調解中的角色，是協助客戶理解兒童參與的法律含義及程序影響，而非直接與兒童溝通。律師若在調解中直接接觸兒童，可能違反《律師執業規則》中關於利益衝突及專業行為的規定。

實務挑戰與未來發展

現行制度的不足

儘管2025年的指引提供了明確框架，實務中仍存在多項障礙。第一，調解員培訓不足。目前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HKMAAL）認可的家事調解課程，兒童參與相關內容僅佔約8小時，遠低於英國的25小時要求。第二，缺乏統一的兒童意見記錄標準。指引並未規定調解員應如何記錄兒童的意見，以及這些記錄在後續訴訟中的證據效力。第三，資源限制。社署的「家事調解服務」輪候時間平均為3至6個月，部分家庭在等待期間衝突升級，兒童的參與意願隨之下降。

比較法視角的啟示

澳洲《家庭法》（Family Law Act 1975）第60CC條明確要求法院及調解員在決定兒童安排時，考慮兒童的「任何觀點」，且觀點的權重應隨年齡增長而增加。英國《兒童法》（Children Act 1989）第1(3)(a)條同樣將「兒童的已知願望與感受」列為福利清單的首項。香港現行指引雖已參考這些國際標準，但缺乏立法層面的強制性規定。家事調解委員會在2025年指引的前言中表示，將在2026年檢討是否需要將兒童參與的具體要求納入《調解條例》修訂。

可行動要點

調解員應在首次父母會面時完成兒童參與評估，並在調解協議中明確記錄參與模式及保密限制。
父母應在調解開始前與兒童進行一次中性、不帶引導的對話，讓兒童了解調解的目的及其表達意見的權利。
法律代表應提醒客戶：兒童直接參與調解並不削弱父母的決策權，但兒童的意見可能影響調解結果及後續法庭命令。
調解員應在與兒童會面後，以書面形式向父母摘要兒童的意見，並確保摘要內容獲兒童確認。
若案件涉及跨國元素或複雜法律問題，應考慮申請法庭委任獨立法律代表，以確保兒童的最佳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