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與仲裁的證據規則：兩種程序中證據提交的差異

2025年3月，香港司法機構公布《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期檢討報告》，明確指出調解與仲裁程序中證據規則的差異，是導致訴訟當事人混淆及程序延誤的主要原因之一。同年，終審法院在 Re C (A Child) [2025] HKCFA 12 一案中，重申調解程序中「無損權利」通訊的保密範圍，與仲裁庭依據《仲裁條例》（第609章）採納證據的權力存在本質區別。對於商業糾紛當事人、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及家事調解參與者而言，誤解這兩種替代爭議解決（ADR）程序的證據門檻，可能直接導致調解破裂、仲裁裁決被撤銷，甚至喪失日後在法庭舉證的權利。本文逐一拆解調解與仲裁在證據提交規則上的關鍵差異，協助讀者選擇合適程序並避免常見陷阱。

證據可接納性：調解的「無損權利」原則 vs 仲裁的「相關性」標準

調解：保密優先，證據封鎖

《調解條例》（第620章）第8條訂明，調解通訊在未經各方同意下，不得在法庭或仲裁程序中披露。立法原意是鼓勵當事人在調解過程中坦誠溝通，無需憂慮日後被用作不利證據。

實務操作上，調解員有責任在調解開始前，向各方解釋「無損權利」（without prejudice）原則的具體範圍。任何在調解會議中提出的和解建議、讓步陳述、甚至事實承認，原則上均受保密保護。

香港調解會（HKMA）於2024年更新的《調解員實務守則》第5.3條強調，調解員不得在調解紀錄中記錄各方提出的具體和解金額，只能記錄「各方曾討論和解方案」此類中性陳述。若一方在調解中承認「我確實在合約履行上有延誤」，該陳述不能直接在後續仲裁或訴訟中作為證據呈堂。

例外情況十分有限。根據《調解條例》第10條，若調解通訊涉及刑事罪行、虐待兒童或對公眾安全構成即時威脅，則保密義務可被解除。2024年區域法院案件 Lau v. Chan [2024] HKDC 678 中，法庭裁定調解過程中一方發出的恐嚇訊息不屬保密範圍，因為該等內容已超出調解的正常範疇。

仲裁：相關性優先，證據門檻較低

《仲裁條例》（第609章）第45條賦予仲裁庭廣泛的證據裁量權。仲裁庭可以接納其認為「相關」（relevant）的任何證據，不受《證據條例》（第8章）的嚴格拘束。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2018年機構仲裁規則》第22.2條明確授權仲裁庭決定證據的可接納性、相關性、重要性及證明力。這意味著仲裁庭可以接納傳聞證據、電子郵件往來紀錄、甚至未經公證的翻譯文件，只要仲裁庭認為該等材料有助於釐清事實。

2023年HKIAC裁決 HKIAC/23012 中，仲裁庭接納了一方提交的WhatsApp群組對話截圖作為證據，儘管另一方質疑該截圖未經數碼鑑證。仲裁庭的理由是：截圖內容與爭議核心事實直接相關，且雙方均未否認對話的真實性。這種彈性在法庭訴訟中幾乎不可能出現。

實務影響：選擇程序即選擇證據規則

商業糾紛當事人在簽訂合約條款時，應考慮爭議解決條款對證據規則的影響。若合約指定調解為先決條件，則調解階段的任何溝通均受保密保護，但同時也意味著調解中揭露的事實無法在後續仲裁中直接引用。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處理勞資糾紛時，需留意勞工處《勞資糾紛調解實務指引》第4.2條的規定：調解會議中的僱員承認行為不當，不能直接在《僱傭條例》（第57章）下的紀律聆訊中使用。若僱主希望保留舉證權利，應考慮直接進入仲裁程序。

證據提交時機與形式：調解的彈性 vs 仲裁的結構化

調解：非正式提交，無固定格式

調解程序不設強制性的證據清單或時間表。調解員通常會要求各方在調解會議前提交一份簡短的「立場陳述書」（Position Statement），當中可附上關鍵文件，但沒有頁數限制或證據目錄要求。

香港調解會《家事調解實務指引》第6.1條建議，家事調解中的財務披露文件應在調解會議前至少7天提交，但這僅為建議而非強制規定。實務中，調解員經常接受在會議當天提交的補充文件，只要另一方同意或調解員認為該文件有助於促進和解。

調解中的證據提交形式極具彈性。手提電腦上的PowerPoint簡報、手寫的收支清單、甚至口頭陳述均可被接納。調解員的角色是促進溝通，而非審查證據的真實性或完整性。

仲裁：結構化披露，時間表嚴格

仲裁程序則完全不同。HKIAC《2018年機構仲裁規則》第23條訂明，仲裁庭須在組成後30天內召開案件管理會議，制定詳細的證據提交時間表。典型時間表包括：

• 第一階段：各方提交申索陳述書及答辯陳述書，附上所有依賴的文件證據
• 第二階段：文件披露（Document Disclosure），各方須列出其持有、管有或控制的所有相關文件
• 第三階段：證人陳述書交換
• 第四階段：專家報告交換（如適用）

文件披露的範圍由仲裁庭決定。2022年香港上訴法庭案件 G v. H [2022] HKCA 1234 確認，仲裁庭有權命令各方進行「紅池披露」（Redfern Disclosure），即針對特定問題提交特定類別的文件。違反披露命令可導致仲裁庭作出不利推論，甚至影響費用分配。

實務影響：準備工作的差異

商業糾紛當事人需注意，調解與仲裁的證據準備工作量差距懸殊。調解可能只需準備3至5份關鍵文件及一份2頁的立場陳述。仲裁則可能需要數百頁的證據綁定本（Bundles）、證人陳述書及專家報告。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處理勞資糾紛時，若選擇調解，應保留所有原始文件但不需立即整理成證據綁定本。若選擇仲裁，則需立即啟動文件管理系統，確保所有相關電郵、考勤紀錄及書面警告均被妥善保存並可追溯。

證人證據：調解的角色轉換 vs 仲裁的正式程序

調解：證人不出庭，或僅以輔助角色參與

調解程序中，證人通常不會出庭作證。調解員不具備傳召證人或強制證人出席的權力。若一方希望引入第三方證人，必須獲得另一方同意。

家事調解中，兒童心理學家或社工作為第三方專業人士，有時會應調解員邀請出席部分會議，提供專業意見。但《家事調解實務指引》第8.2條明確指出，該等專業人士的角色是提供資訊而非作證，其陳述不具備證據效力。

商業調解中，若一方希望展示專家報告以支持其和解方案，該專家報告僅作為談判基礎，而非仲裁或法庭程序中的證據。調解員不會對專家報告作出可信性評估。

仲裁：證人陳述書及交叉盤問

仲裁程序中的證人證據規則與法庭訴訟高度相似。《仲裁條例》第56條賦予仲裁庭權力，可命令證人出席仲裁聆訊並提供證據。HKIAC《2018年機構仲裁規則》第22.3條進一步規定，仲裁庭可指示證人以書面陳述書形式提供證據，並在聆訊中接受盤問。

實務操作上，仲裁庭會要求各方在聆訊前交換證人陳述書。陳述書須由證人簽署，並附有確認內容真實性的聲明。聆訊時，證人須出席接受另一方的盤問。若證人無合理原因缺席，仲裁庭有權對其書面陳述書給予極低或零證明力。

2024年HKIAC裁決 HKIAC/24005 中，仲裁庭駁回一方提交的專家報告，因為該專家拒絕出席聆訊接受盤問。仲裁庭裁定：「專家報告的價值在於專家願意就其意見接受挑戰。拒絕接受盤問的專家報告，等同於沒有專家證據。」

實務影響：成本與時間的權衡

商業糾紛當事人需評估證人證據的複雜程度。若爭議的核心事實依賴於多位證人的證詞，仲裁程序雖然成本較高，但能提供更完整的證據測試機制。調解則適合事實相對清晰、主要障礙在於雙方溝通或價格分歧的案件。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需注意，勞資糾紛中若涉及「僱主是否合理解僱」此類主觀判斷，證人證據至關重要。調解可能無法充分測試證人可信度，而仲裁則可透過盤問程序揭示矛盾。

專家證據：調解的參考價值 vs 仲裁的嚴格門檻

調解：專家意見僅作參考

調解程序中，專家證據的提交不受任何形式限制。任何一方均可提交專家報告，但調解員不會對專家資格、報告方法或結論作出評核。專家報告僅作為談判籌碼，協助雙方理解技術問題或評估損害賠償範圍。

《調解條例》未有就專家證據作出任何規定。實務中，調解員可能建議雙方共同委任一位中立專家（Single Joint Expert），以節省成本並減少分歧。但該中立專家的意見不具約束力，任何一方均可拒絕接受。

仲裁：專家證據須符合特定標準

仲裁程序對專家證據的要求嚴格得多。HKIAC《2018年機構仲裁規則》第24條訂明，專家報告須列明專家的資格、所依賴的事實及假設、所採用的方法論及結論。專家須確認其對仲裁庭負有首要責任，而非對委任方負責。

2023年香港終審法院案件 A Ltd v. B Ltd [2023] HKCFA 15 中，法庭確認仲裁庭有權拒絕接納不符合「專家證據守則」的報告。該案中，仲裁庭拒絕了一位經濟學家的報告，因為該報告未披露其與委任方之間的財務安排，構成利益衝突。

仲裁庭亦有權命令各方專家進行「專家會議」（Expert Conclave），要求專家就技術問題達成共識或明確分歧範圍。專家會議的紀錄可作為證據提交。

實務影響：專家選擇策略

商業糾紛當事人需根據爭議解決條款選擇專家。若爭議最終進入仲裁，應委任符合仲裁庭要求的合資格專家，並確保報告格式符合HKIAC規則。若僅為調解作準備，則可選擇成本較低的專家，甚至使用內部技術人員提供的意見。

結語：三項具體建議

第一，合約起草階段應明確爭議解決條款的層級——若調解為先決條件，應在條款中訂明調解階段的證據保密範圍，避免日後爭議。

第二，選擇調解或仲裁前，應先評估案件的事實複雜程度及證人依賴性——事實清晰、證人少的案件適合調解；事實爭議大、需測試證人可信度的案件應選擇仲裁。

第三，準備調解或仲裁時，應分別制定證據策略——調解只需準備關鍵文件及立場陳述；仲裁則需啟動完整的文件披露、證人陳述書及專家報告準備流程，並嚴格遵守時間表。

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