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还是仲裁？香港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的核对清单

先分清：调解和仲裁是两套程序

《调解条例》（第620章）在2012年6月制定，2013年1月1日生效，为香港调解提供规管框架，宗旨包括推广、鼓励及促进以调解解决争议，并保护调解通讯的保密性质（第3条）。 条例把调解定义为一种结构化过程：一名或多名中立人士在不裁决争议的情况下，协助当事人识别争议、探索方案、互相沟通，并就全部或部分争议达成协议（第4条）。 这里的关键是“不裁决”。调解员推动谈判，不替双方判输赢。 《调解条例》的条文和宗旨都围绕调解展开，不是仲裁程序的法律依据。 仲裁走另一套法例。《仲裁条例》（第609章）在2011年6月生效，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可在所有签订《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执行。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是《仲裁条例》指定的机构，在争议各方未能达成协议时委任仲裁员及决定仲裁员人数。 合同里写“调解”还是“仲裁”，会直接改变程序、主持者和执行路径。

调解：调解员不裁决，保密是法定重点

调解的程序弹性较大，但保密不是只靠口头承诺。《调解条例》保护调解通讯的保密性质。 哪些调解通讯受保护、哪些情况可以披露，要看条例的例外。香港律师会《香港律师》2016年10月的一篇文章提到，第8(3)(c)条允许法院或审裁处认为在有关个案情况下有理由支持的其他目的而披露调解通讯；第10(2)(b)条要求法庭考虑披露或接纳该通讯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或是否有助于秉行公义。 文章还指出，“明显的不正当行为”并非《调解条例》列出的特定例外，但法院可能通过第8(3)(c)条这类较宽的条文处理。 调解通讯的范围也不只限于坐在调解室里说的话。该文提到，第4(2)(b)条把“跟进会议中提出的问题”纳入调解分节，第(3)款把电话、视像会议或其他电子方式进行的会议也包括在内。 这些细节对条款起草有直接影响：保密范围、例外和调解后的跟进沟通，最好在调解协议和争议解决条款里写清。

仲裁：条款要把仲裁地、人数、语言和规则写清

仲裁条款不能只写“提交仲裁”。机构示范条款通常会把几个选项摆出来：适用的仲裁条款法律、仲裁员人数、仲裁地、仲裁程序语言。 以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的示范条款为例，它提示当事人可约定仲裁条款适用香港法、仲裁员为一名或三名、仲裁地为香港、程序语言只选一种；它还特别提醒，避免只写“中国”作为仲裁地，因为“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的示范条款也列出类似选项：仲裁员人数、仲裁地香港、适用法律、程序语言，以及是否让仲裁庭决定实体和/或线上会议。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条例》下的角色是指定机构，负责在各方未能达成协议时委任仲裁员及决定仲裁员人数。 条款里写清机构、规则、仲裁地、人数和语言，发生争议时才知道该向哪套规则启动程序。

执行差异：调解协议和仲裁裁决不能混着写

调解达成和解后，协议本身能不能直接执行，是起草时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大公报的一篇报道引述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赵云指出，调解不像诉讼那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中国内地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国际社会则以公约推动跨境执行。 仲裁裁决的路径不同。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可在所有《纽约公约》缔约国执行。 香港与内地、澳门分别有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澳门裁决可藉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诉讼在香港强制执行，或犹如《仲裁条例》相关条文适用的仲裁裁决般，在原讼法庭许可下以同样方式强制执行。 这些差异意味着，条款不能把“调解书”“和解协议”和“仲裁裁决”当成同一个东西写。 如果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能不能直接申请执行、还是要先走另一套程序，取决于协议形式和所选程序；公开资料没有给出一个可以套用到所有合同的统一答案。

同时写调解和仲裁：顺序、时限、启动方式都要落地

香港律政司在2024年11月6日发出《在政府合约中加入调解条款的政策声明》，按该政策，政府合约一般会加入调解条款，政策在2025年2月6日生效。 律政司准备的调解条款写明：当事人须先按《香港特别行政区调解规则》把争议提交调解；调解未能解决，一方可就争议提起诉讼；双方同意香港法院拥有专属管辖权。 这是政府合约的范本，不是所有商事合同的强制要求。但它说明“先调解”可以写成一条可操作的先后顺序。 如果合同同时写调解和仲裁，起草时要把调解机构、调解规则、调解员选任、启动通知、调解期限，以及调解不成后如何启动仲裁写清。 只写“先调解，调解不成再仲裁”，却不写谁启动、多长时间内启动、调解不成如何证明，条款很容易在争议发生时卡住。 至于未先调解是否影响仲裁申请，现有资料没有给出统一结论；能核对的是条款文字是否把调解写成仲裁的前置条件，以及是否约定违反前置条件的后果。

第三方资助和道歉：两条容易误读的规则

第三方资助不是香港法下被当然禁止的安排。《仲裁及调解立法（第三方资助）（修订）条例》在2017年6月14日制定，修订《仲裁条例》和《调解条例》，澄清第三方资助仲裁、调解及相关程序在香港法律下属允许。 但两套程序的实施进度不同。与仲裁有关的新条文在2019年2月1日生效，律政司亦发出《第三方资助仲裁实务守则》；与调解有关的新条文则押后至另行咨询后再定生效日期。 所以，看到“第三方资助已涵盖调解”的说法，要再核对具体条文是否已经实施。 道歉也有单独规则。《道歉条例》（第631章）在2017年7月制定，2017年12月1日生效，目的是推广及鼓励作出道歉，防止争议升级并促进友善解决。 条例下的道歉可以是口头、书面或行为，也包括明示或默示承认过错或责任的部分，或与事情有关的事实陈述（第4条）。 在大多数民事程序中，道歉一般不构成明示或默示的过失或责任承认，也不得在决定过失、责任或其他问题时对道歉者不利（第7条）；道歉一般也不可接纳为对道歉者不利的证据（第8条）。 条款里如果要求对方道歉，最好同时写清道歉的用途和后续程序，避免把道歉当成责任承认来使用。

签约前核对清单

• 先写清争议类型：是合同价款、服务交付、劳动关系，还是家庭安排。
• 再写清希望先走调解，还是直接仲裁。
• 调解条款写明调解机构、调解规则、调解员选任方式。
• 写明调解启动通知和调解期限。
• 调解不成后，写明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和启动方式。
• 仲裁条款写明仲裁地、仲裁员人数、程序语言、适用法律。
• 写明保密范围和可以披露的例外。
• 写明和解协议如何固定、违约后走哪套程序。
• 核对第三方资助的安排和披露要求，区分仲裁与调解的生效范围。
• 核对道歉相关表述，避免把道歉自动写成责任承认。

读者问答

《调解条例》适用于仲裁程序吗？

不。《调解条例》的宗旨、定义和保密条文都围绕调解；仲裁程序的法律框架在《仲裁条例》。合同写“按《调解条例》仲裁”会把两套程序混在一起。

调解通讯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被披露？

《调解条例》有保密框架，但第8(3)(c)条允许法院或审裁处认为有理由支持的其他目的而披露；第10(2)(b)条要求法庭考虑公众利益和秉行公义。“明显的不正当行为”不是条例列出的特定例外，法院可能通过较宽条文处理。

仲裁裁决在香港和外地怎么执行？

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可在所有《纽约公约》缔约国执行。香港与内地、澳门有相互执行安排；澳门裁决可藉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诉讼强制执行，或犹如《仲裁条例》相关条文适用的仲裁裁决般，在原讼法庭许可下以同样方式强制执行。

调解协议一方不履行，能直接申请执行吗？

不能把一般调解协议直接当成仲裁裁决。大公报报道引述赵云指出，调解不像诉讼那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中国内地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国际社会则以公约推动跨境执行。具体到某份协议能否执行，要看协议形式和所走程序。

合同同时写调解和仲裁，未先调解会影响仲裁吗？

现有资料没有给出统一结论。能核对的是条款是否把调解写成仲裁的前置条件、是否约定启动期限和违反后果；政府合约范本把调解写成诉讼前的第一步，并写明调解不成后可提起诉讼。一般商事合同要回到条款文字和所选规则，不能只凭“先调解”三个字推断后果。

第三方资助调解现在全面实施了吗？

没有。2017年修订条例澄清第三方资助仲裁、调解及相关程序属允许；与仲裁有关的新条文在2019年2月1日生效，与调解有关的新条文则押后至进一步咨询后再定生效日期。所以不能把仲裁的第三方资助实施进度直接套到调解。

道歉在调解或仲裁中会被当作责任承认吗？

《道歉条例》规定，在大多数民事程序中，道歉一般不构成明示或默示的过失或责任承认，也不得在决定过失、责任或其他问题时对道歉者不利（第7条）；道歉一般也不可接纳为对道歉者不利的证据（第8条）。条例的适用范围是“大多数民事程序”，具体到调解或仲裁，要再看程序是否落入条例范围。

来源口径说明

来源包括：香港律政司《调解》页面（日期未标注）、《仲裁》页面（日期未标注）；香港律师会《香港律师》2016年10月文章《引以为戒：两个近期案例显示商议与调解如何会有可能出差错》；香港律政司2013年3月26日新闻公报《〈2013年仲裁（修订）条例草案〉即将刊宪》；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示范条款（日期未标注）；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示范仲裁条款（2022年9月19日）；大公报报道《法治进步/培训推广 见证调解逐渐普及》（日期未标注）。